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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第一骗局”始末
2008-02-24 22:51:26.0
“温州第一骗局”始末
8月14日，被指为“温州第一骗”的王建光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拘押。他面临两项控罪——非法吸收公众钱款和编造商业项目施行诈骗。
王被控的两项罪名均不令人陌生。根据《刑法》第176条，商业诈骗“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者，最高将被判十年有期徒刑。记者采访获知，此案已获公安部门立案，目前已进入核实审查阶段。
然而，审判即将开始，真相却未大白。骗局中，非法集资现象之匪夷所思、设局手段之登峰造极，为温州商业历史上所未见：为期一年半，涉及70余人，资金总额高达3.4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案受害人均来自温州。
还需要指出的是，骗案虽遭倾覆，但围绕骗案本身以及当事人态度的是非争议，则一直没有停息。本刊通过对涉案核心人物、目睹王建光自发迹至骗局败露的见证者的采访，力图还原一个完整、真实的“温州第一骗局”。
“骗子”王建光
直到2006年上半年，他大体上还是一个创业有方、八面玲珑的温州商人。当然，在骗案逐渐水落石出之后，我们依稀看到了他过去从商的影子。
王建光，1967年出生于温州市永嘉县桥下镇六岙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当时正值桥下教玩具生产热潮，受此影响，王建光自小就开始领受着商业氛围的熏陶。
1987年，20岁的王建光随同姑父陈重才来到了北京，用借来的几千元开始在北京“浙江村”木樨园附近的京温服装市场，进行教玩具以及服装辅料的生意——这是王建光的第一次从商。
然而，王建光并未创造奇迹，三年后，他的生意一败涂地。1990年，王转移阵地，在北京寻找另外的出路。实际上，他涉猎的范围很广，包括贸易、服装、鞋革、五金等，期间成败起伏不定。
一直到1992年为止，王建光还是属于千万赴京打拼的温州小商人。“他是一个屡挫屡奋、屡奋屡挫的个体户。”在其好友张贤亮的话语中，我们仍然能够找到，王作为创业者所具备的，温州商人特有的吃苦耐劳和永不停歇的创业欲念。
也正是因为拥有对成功的渴望，使王建光用心追逐着他所看见的每一个机会。期间，他虽未获得现实中的财富，却积累了果决、冒险、谨慎的商业素质。
1992年，王迎来了他的创业新起点，国内股票市场的日渐红火给他带来了机会。在赶赴股票交易所之时，他身上带着的，是借来的5万元资金。
其后的王建光，真正品尝到了“点石成金”的妙处，正处于成长期的国内股票交易市场，给他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财富”，有过“平生第一个100万”到手的快乐时刻，也有过银行负债180万元、被诉至法院的存亡关头。
这个时候，坚信股票市场有利可图的王建光开始着手“以更大的决心和实力角逐资本市场”。按照张贤亮的描述，在此之后，王建光开始频频“出风头”，出入宝马、奔驰接送，与京城达官贵人的来往日渐密切。
现在看来，王在此时所摆出的“上能通天”的架势，对其稍后进行的“非法集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骗局的起点
在骗局的起始，王建光刻意宣扬自己“点石成金”的超凡能力，以及能人所不能的京城关系网。这一动人的外在形象，一直到败露的末期，仍然有效地在王身上罩上了一层光环。
按另一位接近王建光的徐姓人士所述，王在股票市场上顺风顺水之时，资金需求量也迅速增大。虽然，他不到三年即获利“5000万至7000万元。”但渴望更大回报率的王建光，不久之后就转战地下赌球市场。
此时，经商数年的王，身边已聚集了一群紧密的商业伙伴。自1992年股票投资得手后，他的投资团队开始成型。王扶林、云建等干将，陆续加入王建光麾下。在之后的王建光“辉煌期”，他们被称为“王氏团队”。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最终也与王一起面临被控罪。
挟王氏团队的集体实力和在股票市场所获得的巨利，王建光开始酝酿更高平台的运作。2004年，王出任陈重才公司总经理职务，并以该公司名义进行投资——这是后来被称为“温州第一骗局”的起点。
公司化运作后，王建光新事业的规模与以往个体户阶段的小打小闹自不可同日而语。虽然“王建光本人对股票、期货、权证等毫无所知”，但凭借高薪聘请的操盘手，王氏团队在资本市场上节节胜利，这种整体向好的势头一直延续到了2005年。
2005年上半年，股票市场进入休眠期，加之王建光花费巨资进入的地下赌球业务并无起色，他开始在周围的亲戚、朋友间进行公众钱款吸收，这一行为后来被人称之为王迈出诈骗的第一步。
“他赌球坐庄，盘口是全北京第一大的。”桥下人徐敏，曾与王有数面之缘。他表示，2005年之后，王建光回家乡桥下的次数，明显较往年增多，“而且每次回来都是前呼后拥，宝马坐骑都是军牌”。
集资并不需要主动开口，一些渴望能获得王的提携的亲戚朋友，主动请求王建光能够看在亲戚情分上“带一把”。于是，在王建光“不要对任何人说，免得其他人同样要求而使我为难”的要求下，数百万资金悄无声息的进入王的口袋。
“贪念，王允诺的起码20%回报率打动了他们，”据上述徐姓人士表示，受骗人在之后的时间里，得到了高额的利润，“10万的三个星期后拿回了12万，回报率甚至可以达到70%，而且都兑现了！”于是，没有投资人愿意抽离本金，雪球越滚越大。
当然，集资地域并不局限于桥下周边地区，北京木樨园、广州一带的温州生意人也纷纷加入。此时，王建光的信用度和身上的光环达到了顶峰，甚至有人直接拿50万现金扔给王，而不索取收条，只为了“不惹起王的不快，而失去投资机会。”
骗局败露
窥得融资的灰色门径，王建光资本运作和地下赌球的幅度越来越大，但实际情况中的种种失利却让骗局全面崩溃。
拥有3个多亿的资金，王建光的胃口越来越大，遵照他“尽快实现借鸡生蛋”的指示，王氏团队在深沪股票市场和国债期货市场，拉上了“满弓”。
然而，王建光和他的团队的市场操作战绩并不辉煌。不迟于2006年5月，有消息灵通人士便风闻王建光在资本市场亏空资金近一亿元。甚至，有观察细微者注意到，“连云建的坐骑宝马745都被王建光卖掉了”。
这段时期，在日后相关人士的分析中，成为王至关重要的胜败时间，“拥有了至少3亿元资金，本可以‘理理拢’消失的，但恋战股市，给了他致命一击”。其后王转重心于地下赌球，则给了“王欲最后一搏”的外界传言以佐证。
2006年6月，德国世界杯开幕，王建光迎来了借机生蛋的最后良机。素有地下赌球业务的王氏团队大改外围赛小打小闹的作风，开始坐庄，大量吸纳投注资金。
“当时，全北京就他的盘口最大，而且他直接跟英国那边交接。”张贤亮透露，世界杯期间，王的精神压力非常大，而且此人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对张提出的要将60万投资拿回的要求采取推托态度。
张贤亮终于没能在案发前拿回60万资金，经过多番讨要，他只是从王手上拿到了“收款60万元”的收条。但仅是这一点，张算是“幸运儿”了。因为案发后，王的账户只有区区5000万左右资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凭借收条，才有可能拿回集资额的20%。
王建光的这种压力，通过其家人向周围的人扩散，2006年7月初，来自六岙村的几位受骗人联合向王“逼宫”，“找了很久，才在一个宾馆里找到了王，并逼迫其写下欠条”。一知情人透露，从此之后，王“再无音讯”。
然而，消息还是传到了桥头人的耳朵了，“王建光世界杯期间赌球输了1.3个亿，人都失踪了。”叶姓企业家告诉记者，“在此情况下，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商业骗局的三里屯项目投资商们彻底醒悟，他们报了警”。
2006年8月14日，正在北京一个小宾馆里给一个受骗人写欠条的王建光，被北京公安局朝阳分局以涉嫌非法集资和商业诈骗罪名拘捕。此时，“温州第一骗”案宣告彻底败露。
“亲友团”模式的弊端
骗局还反映出：温州商人“亲友团”模式的群体投资行为，与经济新时期的投资理念的格格不入。从这一角度出发，温州商人的投资理念、决策规范，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严格意义上来说，无论是非法集资还是商业项目诈骗，王建光的手段看起来并不十分高明。那么，为何仍有如此众多精明的温州商人落入毂中？
“贪念使然”，广州浙江商会办公室副主任林鹏分析，除了资本的贪念本性之外，温州商人间根深蒂固的族群、地域概念的之间的同乡信任情结，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亲友团”似的商业弊端，在这一骗案中显露无疑。
事实是，除了一则由王建光提供的项目说明书和考察时出具的立项审批表，入股三里屯项目的“股东”并没有看到其余法律凭据——这有违商业投资前期论证程序。“唯一的解释，就是王的成功光环迷离了精明的温州老乡”，林鹏继续分析道。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骗案败露之前，受骗人之间并未就投资一事进行过多的交流和沟通。“甚至是很好的朋友都有可能不知道对方也陷身其中。”徐姓知情人认为，这纵然有王建光刻意营造的神秘气氛有关，但受骗人“连收条都不要”的商业细节，也凸显出身处新经济时期的温州商人的草根手法。
这也给警方确定最终涉案金额的核实，造成了不便。本刊获悉，来自北京公安部门已赴温州调查此案。根据已公布的信息表明，目前为止，已受理涉案金额申报达3.4亿元，而半个月前，这一数字为2.8亿。而据坊间传言，王建光获得了3.6个亿资金。
同时，作为三里屯项目的受骗人，当事人对事件的隐忍不发也让人浮想联翩。在本刊记者采访中，除少数当事人给予回应外，绝大部分受害人或者拒绝、或否认。据称，在同行问起时，他们表示，是“家属在操作其事”。
当然，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损失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不提4000万和2000万的企业，单就1000万来说，有哪几个企业能有如此大的流动资金?”广州温州商会办公室主任陈郅甚为感慨。他认为，温州商人潜意识里还没有摆脱过往的家族色彩浓厚的投资模式。
而据一位接近这批国际品牌代理商的何姓企业人士透露，其中一家当事企业处境艰难。“该企业上半年一个品牌运作失败已损失千万，如今再折千万，打击很大的！”他表示，为企业形象考虑，也使当事人不愿多讲。因为，对这些有一定商业地位的受骗人来说，被骗是一件让人羞愤的事情，这也是“温州第一骗”仅限于很小范围内传播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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