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与毛泽东 

在谈判中相识

毛泽东与张治中在大革命时期同在广州，可惜无缘交往，他们相互理解，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政治局面到了一个转折点，蒋介石采纳张治中和吴鼎昌的建议，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经过郑重考虑，欣然同意，张治中遂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偕同美国赫尔利于同年8月27日坐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迎接。张治中对国共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以良好的印象。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张治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好感。

重庆谈判历时43天，风波迭起，险象环生，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多次濒于破裂。国民党四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中，最活跃、最积极的是张治中，每到关键时刻，他最卖力。他在整个谈判中，时而绕室彷徨，时而沉思兴叹，显得饮食无心，坐立不安，他这种真诚谋国、公而忘身的精神是毛泽东所目睹心印的。
    
国共谈判基本达成协议，而外间谣言纷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热心的民主人士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等相劝，周恩来心焦如焚，就商于张治中，请提前签署协定，并暗示如让毛泽东一人独返，放心不下。张治中慨然答允亲送毛泽东返延，保证毛泽东往返安全，周始感如释重负。
    
同年10月10日在桂园签署《双十协定》，10月11日晨，张治中代表蒋介石亲送毛泽东去机场。43天的共处，毛、张彼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毛在车上笑着对张说：“我在重庆，知道你是一个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问：“怎见得？”毛说：“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成《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剿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一定有些人是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是做了一件好事。”
    
至于张治中对毛泽东的态度，如同他在建国后所写的回忆录中所说的：“1945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
    
“1945年10月11日，我坐专机送毛主席回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领袖的最大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其后，我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

“从大年初一做起”

1949年北平和谈时，张治中由南京飞到北平，毛泽东在香山别墅设宴接待。毛一见面就爽朗地说：“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时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毛的话，热情而自然、亲切，是对待老朋友的态度。
    
1949年和谈破裂时，张治中发表《对时局声明》，留居北平。毛每次把张治中介绍给初会的朋友时总爱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使张内心感到暖烘烘的，是好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这话既是高度的评价，又表露了无限的深情。
    
是年6月，酝酿筹备全国政协，中央人民政府准备成立。有一天，毛泽东当着朱老总和好些中共领导人的面，提出请张治中参加人民政府并担任职务，张说：“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当然也就成为过去了。”毛恳切地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这话多么诚挚亲切，含义有多么深刻！对张来说，既是热情的期待，又有严格的要求，他的后半生是牢牢记住这话作为鞭策自己的座右铭的。
    
新疆和平解放后，军政事务百端待理，至为复杂。张治中写成数千字的书面意见给毛泽东，除介绍新疆情况外，并就今后长治久安之计提出六项重要意见。毛主席很重视，并说：“请你和彭总一同到新疆去就地具体解决。”不久，西北设置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主席，张治中被任命为副主席。
    
张治中在北平是安顿下来了，虽然由于西北兼职不得不经常来往于西安北平之间，但主要活动在北平。张一决定留居北平，毛、周就交待主管单位为张解决寓所问题。
    
我是陪张治中夫妇一起去挑选房子的。先看方巾巷的一栋小洋房，张嫌房间太少，又是楼房，上下不便。再看东总布胡同的一座，三个大院子，气派不小，张夫人又嫌门槛太多，迈步出入困难。看了好几处都有缺点，最后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以前是孙连仲的官邸，宫殿式的高大宽敞，富丽堂皇的房舍，餐厅能摆四五十桌，舞厅能容百把人。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张治中的生活起居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淮河根治工程开始，张是中央慰问团团长，动身前张病倒了，毛泽东特派他的夫人江青持亲笔函到张家慰问，张有腿神经痛宿疾，周恩来、邓颖超不时馈赠药品，毛泽东有一回收到山东农民送来特大的大白菜四棵，即派人送一棵到张家。菜重二十七八斤，张夫妇舍不得吃，把它用大花盆栽下，陈列在客厅里，菜抽苗开花，花足有二三尺高，人见皆称奇。

随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

在1959年8月下旬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一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他住处吃饭、谈话，看电影。分手时张对毛说：“过两天我要回北京去了，主席有何吩咐？”毛说：“不忙，我还有话要对你说，稍等一等。”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十多天过去了，毫无消息，张和我都感到纳闷，又不好问。直到9月上旬，毛泽东才请张治中去，说：“我想到外地视察去，你可愿意同行？”张喜出望外地答：“那太好了，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张治中回到住处，把事情告诉我：“这回你要好好准备。我每天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你利用速记把他讲的话每句都记下，并留意环境和采访群众，到晚上我们把材料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篇宝贵的日记。”
    
9月10日上午8时，毛泽东、张治中分坐两机由北京飞武汉，11时40分到达。是日晴空万里，气候特佳。一下飞机，张治中就关怀地问毛泽东：“您昨晚恐怕又没睡觉吧？”毛主席回答：“昨晚开了五个会，今天清晨又接见新疆参观团，没有睡。”张说：“那您好好地睡一觉吧。”毛主席说：“不，天气热，我们马上到长江去。”说着就登车。张和曾希圣、王任重同车随行，他们在船上吃中饭。中饭很简单：一碟炒青菜，一碟肉片黄瓜，一碟炒小鸡，一碗冬瓜汤。张、曾、王和毛主席夫妇共五人用餐。饭后，毛主席忙着要下江游泳，他笑着问张和曾：“你们可下水？”张、曾同声抱歉说：“不能奉陪了。”毛说：“好吧，你们都当‘观潮派’吧！”
    
由马鞍山去南京火车上，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来迎接，刚坐定，毛泽东就笑问江书记：“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大家觉得很奇怪。原来，张治中在抗战期间任湖南省主席，江当时是青年，写信给张治中，说我是共产党人，要抗日打游击，没钱，请你资助。张一想，此人真有胆识，而且对我如此信任，就批给他3000元。这一经过是毛从张治中谈话中听到的。
    
当时在座的，还有罗瑞卿、曾圣希等，毛指着张治中问大家：“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大家说不知道。毛说：“他青年时当过警察，取字警魄。后来警察不当了，警魄的字也不用了，遂从警字中取一‘文’字。魄字中取一‘白’字，故字‘文白’，看来他还是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到了杭州，浙江党政领导人来见，毛为张一一介绍，第一位是书记江华，毛说：“他不姓江，原名黄春浦，江华是干革命时取的。”介绍书记霍士廉时说：“是霍去病的霍，霍去病在汉代名声功劳最大，不幸27岁上就死了。霍书记大概是霍去病的后裔吧？”介绍副省长吴宪时说：“此人口气真大，口衔天宪！”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习惯在夜里工作，我是早听说过的，到这次一起出来，愈加证实这种情况。原来，他老人家日里活动频繁，到深夜12时才开始审阅文件，开会、研究问题。
    
9月21日，由南京坐火车经上海去杭州。在南京经过一整天的紧张活动，张治中在11时就睡了，睡梦正酣，叶子龙同志来说：“主席有请。”张忙披衣到主席的座车上去，毛问张：“你大概是夜梦初醒吧？”张说：“刚睡不久。一看手表，快凌晨1时了。”原来，毛主席利用经上海之便，要视察上钢一厂。
    
第二天到杭州前，张治中对毛主席说：“您经年累月没有好好休息，这次到杭州多休息几个星期吧。”毛说：“看情况吧，我只要睡三天就可以恢复过来，最多一天。”最后还笑着说：“这几天怎样活动，你自己安排，我们暂时‘分道扬镳’吧。”可是事后，张治中问叶子龙、徐光禄同志，才知道他老人家还是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只有两天睡到六个小时，每天审阅的文件，并不比在北京时少。

在武汉时，有一天，王任重请毛主席、张治中到著名豆皮店“老通成”吃小吃。刚一进门，服务员、厨师、干部都涌上来打招呼，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坐下，服务员送上毛巾，毛主席接过时说：“谢谢。”饭后上车时，又举手向大家说：“谢谢大家的服务。”
    
到芜湖适逢雨天，毛主席不要服务员送饭送菜，步行下山到饭厅和大家共餐，还请来两位工勤同志一道吃，边吃边谈，了解了一些情况。饭桌中间的小桌上摆了一个大饭桶，每人面前放一个空碗。服务员跑过来要为主席盛饭，主席不肯，自己端着碗到饭桶前去盛，盛了大半碗。张治中接着也自己盛，却盛了个满碗，鼓得高高的。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看他盛的。”曾希圣说：“真像个窝窝头。”毛主席要来了一小碟盐腌生辣椒，尝了尝说：“很好，大家来尝尝。”张说：“我怕辣，不敢吃。”主席说：“我见了辣椒就想吃。”
    
9月12日在武汉，刚好武汉军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毛主席接见党代表后，坐车到大操场和大家照相。张治中对同车的曾希圣说：“这是党代表大会，我不是党员，不必参加了吧？”曾希圣也说：“我也不准备参加。”可是汽车停下来后，看到毛主席站在那里等候。陈再道司令员和叶子龙跑到张、曾面前说：“主席等你们一起照相呢！”张、曾赶快走到主席的面前，张说：“我不要照了吧？”主席说：“为什么？1956年（八大）时我们不是邀请了许多党外朋友参加了照相吗？”张治中一想，觉得也对，他当时不但参加了，照相了，而且还作了书面发言。陈司令补上一句：“你是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呀！”张就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
    
毛主席真好学，9月10日从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主席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一路上，毛主席还沿线借书，到了合肥，毛主席就借来《安徽省志》、朱熹注的《楚辞》，还向张治中介绍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毛主席谈笑风生，既幽默又风趣，在大家谈问题时偶然插入三五句，就使得气氛活跃，满座生春。
    
在武汉时，有一天，武钢公司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一清和长江流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李书记汇报完毕，时间已经不早，天气又很闷热，毛对林说：“你谈的是长江的事，我们到长江去谈吧。”马上转到船上，谈完了毛主席就下江游泳，跟着到“老通成”来吃晚饭，一进店门，毛就对王任重说：“你们可不要告诉人我到‘老通成’来吃豆皮，不然别的馆子会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偏心了！”当服务员端馒头来时，毛主席又说了一个陕北的笑话：“一位著名法学家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他后来到陕北来工作，也入了党，陕北不产大米，我们让他吃小米和馒头，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进了党连饭都没得吃了！”引得大家大笑。

坦诚相待  无话不谈

在合肥时，张治中和曾希圣、罗瑞卿在毛泽东处聊天，毛向张介绍看《楚辞》，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的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谈到朱熹时，毛主席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张说：“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现在划归江西。”毛说：“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杭州是此行视察的终点站，专列火车未到站前，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杭州是大家多次到过的，你的观感如何？”张说：“建国后经过整顿当然不同。”毛说：“有两大缺点：一是湖水太浅，水草太多，二是坟墓太多，与鬼为邻。不过，我虽然批评它，还是喜欢它。”
    
1958年5月22日毛泽东给张治中的信曾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同年9月19日在离合肥去马鞍山的列车上，同座有罗瑞卿、曾希圣等。他们谈起这件事。
    
“您说在世界观方面我们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张治中问毛泽东。
    
“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而在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有搞清楚吧？”毛泽东说。
    
“《六十岁总结》上所说的是1924—1948年时期，我当时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我在北京住了9个月，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和您的好些著述，我已初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错误、缺点检查出来，如果我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张治中解释说。
    
“噢，”毛泽东露出微笑，但又跟着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
    
“可能是彼此处境不同，感觉上就会有差别吧？”张治中答。
    
“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毛泽东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张治中作了详细的解释。
    
谈话中，两人各抒己见，各谈感受，体现出他们关系上的坦率，真诚而亲切。
    
毛、张坦诚相交，无话不谈，但也不是没有争论的时候。在视察途中的20天，张治中把每天所见所闻，特别是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写成日记，到杭州后整理成册，约4万馀字。题名《真挚、亲切、爽快、率真、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送请毛泽东审阅，要求发表。
    
“你的日记我是不看的，尽在吹我。”毛泽东说。
    
“我的日记还是想请您看看，我想发表。”张治中说。
    
“我不看你就不能发表。”毛笑着说。
    
“我有言论自由权。”张振振有词说。
    
“你写的是我的事情，我不答应，当然不能发表。”毛稍停又说：“萧三也写过一篇东西，我也曾不让他发表。”
    
“我写的都是亲身的见闻，是实事求是的，有一句说一句，没有一点夸大，你看了之后能不能发表再说，如果既不看又不让发表，那我不服。”张力图婉转地说。
    
“好。我再考虑考虑，但是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毛泽东最后说。
    
张治中曾对毛泽东夸耀黄山风景之美，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动员毛到安徽去游黄山。毛问：“上山有路吗？汽车能上去吗？”张答：“当然有路，汽车到不了的地方可以坐滑杆。”毛说：“我不能坐滑杆。”张不理解毛为什么不能坐滑杆，1958年视察安徽时，张又向毛重申前请。毛笑着说：“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张仍不懂。后来到了杭州，毛向张叙述过去如何游北高峰、南高峰，风景如何美好，张为之动容，但毫不经意地问：“有滑杆上山吗？”毛微微一笑指着自己的双腿说：“我有这一副滑杆！”——这是毛对张的委婉批评。在张看来，坐汽车、骑马与坐滑杆都是代步，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坐汽车，能骑马，就不能坐滑杆？他没意识到坐滑杆是骑在人民头上。人家汗流浃背，你却安静悠闲地欣赏风景，这是不人道的，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从形式上说，坐滑杆与坐汽车、骑马都是代步，但从本质上说，其中是有差别的，重形式而忽略内容，看现象而不看本质，正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具体表现。
    
批评提意见是相互的，来而无往非礼也，张治中也有时给毛泽东提些批评和意见。
    
1949年全国政协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在中南海邀集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张治中等座谈，听取大家意见，最后毛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大家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

同时还酝酿国旗图案。全国征集图案2000多幅。审阅小组通过了党中央提出的3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横杠。说明是：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手中的另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征询大家意见，多数人倾向三横杠的一幅。张治中表示不同意见：（1）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2）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上三根金箍棒干吗？因此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毛泽东觉得张治中所言有理，建议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五星红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姓名，56位委员就未列姓名。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说：“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探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想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毛仍不愿讲话。于是张给毛直接去信，中有：“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毛对张说：“就是一个人希望我讲话，”张说：“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毛还是不同意。但是到大会开幕时，毛讲话了，而且很全面，扼要，有力量。讲话中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句尤为重要，受到全党、全国欢迎，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会议休息，毛幽默地对张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1957年整风反右刚开始时，张治中当众坦然说：“现在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中威信这样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又那样巨大。谁还敢出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整风反右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张的话当然具有针对性，包含了批评和不同意见。但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张治中仍然敢于直言，他在全国政协的发言《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中，指出党与非党关系存在三项问题，有职有权有责问题，关于对统战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方法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的友好合作问题。然后提出四项建议：第一，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第二，要从制度上求得保证。第三，要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要从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

在“文化大革命”中

“文革”开始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疗养，听说红卫兵在北京大搞打砸抢，心中惊疑不定。后来，中央统战部派人到北戴河邀集一批民主人士，传达中央文件，特别强调，“文革”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红卫兵是毛主席派来的，要正确对待。张才放心回京。谁知回家才2小时，红卫兵就找上门来了，楼上楼下，翻箱倒柜，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名为“破四旧”，实则打砸抢。红卫兵走后，张对我及其家属说：“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这是一次非常严厉的批评，运动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这个批评当然有针对性。
    
“文革”运动中，形而上学猖獗。非马列的东西泛滥。激起了张治中极度的愤懑，红卫兵要求室内要张挂毛泽东语录，我无意中在张的坐椅对面墙上悬贴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张问：“这段话出在哪里？”我说：“就在《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张又问：“你的看法呢？”我答：“这很清楚嘛。论时间，是1927年，论空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论对象，是地主阶级。”张听了脸上极不好看，但不做声。——这是无言的批评，当然是有针对性的。
    
“文革”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每次张治中都在场，有我在旁陪伴，天安门上空随风飘扬的四个伟大万岁的标语，字特大，非常显眼，张看了一个劲地摇头，但不吭气。他的意思我清楚：“我们不是向来反对个人崇拜的吗？”
    
1967年国庆，张治中的病体已很不支，但仍由警卫员用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城楼。张见到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这可以说是张对毛的最后批评。在这种时候，这样的场合，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有多大的勇气呀！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王若飞陪同下返回延安，重庆各界人士到机场送行。左起：张澜、邵力子、郭沫若、傅学文（女）、张治中、毛泽东。

张治中与毛泽东 

在谈判中相识

毛泽东与张治中在大革命时期同在广州，可惜无缘交往，他们相互理解，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政治局面到了一个转折点，蒋介石采纳张治中和吴鼎昌的建议，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经过郑重考虑，欣然同意，张治中遂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偕同美国赫尔利于同年8月27日坐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迎接。张治中对国共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以良好的印象。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张治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好感。

重庆谈判历时43天，风波迭起，险象环生，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多次濒于破裂。国民党四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中，最活跃、最积极的是张治中，每到关键时刻，他最卖力。他在整个谈判中，时而绕室彷徨，时而沉思兴叹，显得饮食无心，坐立不安，他这种真诚谋国、公而忘身的精神是毛泽东所目睹心印的。
    
国共谈判基本达成协议，而外间谣言纷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热心的民主人士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等相劝，周恩来心焦如焚，就商于张治中，请提前签署协定，并暗示如让毛泽东一人独返，放心不下。张治中慨然答允亲送毛泽东返延，保证毛泽东往返安全，周始感如释重负。
    
同年10月10日在桂园签署《双十协定》，10月11日晨，张治中代表蒋介石亲送毛泽东去机场。43天的共处，毛、张彼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毛在车上笑着对张说：“我在重庆，知道你是一个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问：“怎见得？”毛说：“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成《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剿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一定有些人是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是做了一件好事。”
    
至于张治中对毛泽东的态度，如同他在建国后所写的回忆录中所说的：“1945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
    
“1945年10月11日，我坐专机送毛主席回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领袖的最大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其后，我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

“从大年初一做起”

1949年北平和谈时，张治中由南京飞到北平，毛泽东在香山别墅设宴接待。毛一见面就爽朗地说：“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时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毛的话，热情而自然、亲切，是对待老朋友的态度。
    
1949年和谈破裂时，张治中发表《对时局声明》，留居北平。毛每次把张治中介绍给初会的朋友时总爱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使张内心感到暖烘烘的，是好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这话既是高度的评价，又表露了无限的深情。
    
是年6月，酝酿筹备全国政协，中央人民政府准备成立。有一天，毛泽东当着朱老总和好些中共领导人的面，提出请张治中参加人民政府并担任职务，张说：“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当然也就成为过去了。”毛恳切地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这话多么诚挚亲切，含义有多么深刻！对张来说，既是热情的期待，又有严格的要求，他的后半生是牢牢记住这话作为鞭策自己的座右铭的。
    
新疆和平解放后，军政事务百端待理，至为复杂。张治中写成数千字的书面意见给毛泽东，除介绍新疆情况外，并就今后长治久安之计提出六项重要意见。毛主席很重视，并说：“请你和彭总一同到新疆去就地具体解决。”不久，西北设置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主席，张治中被任命为副主席。
    
张治中在北平是安顿下来了，虽然由于西北兼职不得不经常来往于西安北平之间，但主要活动在北平。张一决定留居北平，毛、周就交待主管单位为张解决寓所问题。
    
我是陪张治中夫妇一起去挑选房子的。先看方巾巷的一栋小洋房，张嫌房间太少，又是楼房，上下不便。再看东总布胡同的一座，三个大院子，气派不小，张夫人又嫌门槛太多，迈步出入困难。看了好几处都有缺点，最后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以前是孙连仲的官邸，宫殿式的高大宽敞，富丽堂皇的房舍，餐厅能摆四五十桌，舞厅能容百把人。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张治中的生活起居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淮河根治工程开始，张是中央慰问团团长，动身前张病倒了，毛泽东特派他的夫人江青持亲笔函到张家慰问，张有腿神经痛宿疾，周恩来、邓颖超不时馈赠药品，毛泽东有一回收到山东农民送来特大的大白菜四棵，即派人送一棵到张家。菜重二十七八斤，张夫妇舍不得吃，把它用大花盆栽下，陈列在客厅里，菜抽苗开花，花足有二三尺高，人见皆称奇。

随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

在1959年8月下旬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一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他住处吃饭、谈话，看电影。分手时张对毛说：“过两天我要回北京去了，主席有何吩咐？”毛说：“不忙，我还有话要对你说，稍等一等。”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十多天过去了，毫无消息，张和我都感到纳闷，又不好问。直到9月上旬，毛泽东才请张治中去，说：“我想到外地视察去，你可愿意同行？”张喜出望外地答：“那太好了，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张治中回到住处，把事情告诉我：“这回你要好好准备。我每天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你利用速记把他讲的话每句都记下，并留意环境和采访群众，到晚上我们把材料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篇宝贵的日记。”
    
9月10日上午8时，毛泽东、张治中分坐两机由北京飞武汉，11时40分到达。是日晴空万里，气候特佳。一下飞机，张治中就关怀地问毛泽东：“您昨晚恐怕又没睡觉吧？”毛主席回答：“昨晚开了五个会，今天清晨又接见新疆参观团，没有睡。”张说：“那您好好地睡一觉吧。”毛主席说：“不，天气热，我们马上到长江去。”说着就登车。张和曾希圣、王任重同车随行，他们在船上吃中饭。中饭很简单：一碟炒青菜，一碟肉片黄瓜，一碟炒小鸡，一碗冬瓜汤。张、曾、王和毛主席夫妇共五人用餐。饭后，毛主席忙着要下江游泳，他笑着问张和曾：“你们可下水？”张、曾同声抱歉说：“不能奉陪了。”毛说：“好吧，你们都当‘观潮派’吧！”
    
由马鞍山去南京火车上，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来迎接，刚坐定，毛泽东就笑问江书记：“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大家觉得很奇怪。原来，张治中在抗战期间任湖南省主席，江当时是青年，写信给张治中，说我是共产党人，要抗日打游击，没钱，请你资助。张一想，此人真有胆识，而且对我如此信任，就批给他3000元。这一经过是毛从张治中谈话中听到的。
    
当时在座的，还有罗瑞卿、曾圣希等，毛指着张治中问大家：“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大家说不知道。毛说：“他青年时当过警察，取字警魄。后来警察不当了，警魄的字也不用了，遂从警字中取一‘文’字。魄字中取一‘白’字，故字‘文白’，看来他还是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到了杭州，浙江党政领导人来见，毛为张一一介绍，第一位是书记江华，毛说：“他不姓江，原名黄春浦，江华是干革命时取的。”介绍书记霍士廉时说：“是霍去病的霍，霍去病在汉代名声功劳最大，不幸27岁上就死了。霍书记大概是霍去病的后裔吧？”介绍副省长吴宪时说：“此人口气真大，口衔天宪！”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习惯在夜里工作，我是早听说过的，到这次一起出来，愈加证实这种情况。原来，他老人家日里活动频繁，到深夜12时才开始审阅文件，开会、研究问题。
    
9月21日，由南京坐火车经上海去杭州。在南京经过一整天的紧张活动，张治中在11时就睡了，睡梦正酣，叶子龙同志来说：“主席有请。”张忙披衣到主席的座车上去，毛问张：“你大概是夜梦初醒吧？”张说：“刚睡不久。一看手表，快凌晨1时了。”原来，毛主席利用经上海之便，要视察上钢一厂。
    
第二天到杭州前，张治中对毛主席说：“您经年累月没有好好休息，这次到杭州多休息几个星期吧。”毛说：“看情况吧，我只要睡三天就可以恢复过来，最多一天。”最后还笑着说：“这几天怎样活动，你自己安排，我们暂时‘分道扬镳’吧。”可是事后，张治中问叶子龙、徐光禄同志，才知道他老人家还是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只有两天睡到六个小时，每天审阅的文件，并不比在北京时少。

在武汉时，有一天，王任重请毛主席、张治中到著名豆皮店“老通成”吃小吃。刚一进门，服务员、厨师、干部都涌上来打招呼，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坐下，服务员送上毛巾，毛主席接过时说：“谢谢。”饭后上车时，又举手向大家说：“谢谢大家的服务。”
    
到芜湖适逢雨天，毛主席不要服务员送饭送菜，步行下山到饭厅和大家共餐，还请来两位工勤同志一道吃，边吃边谈，了解了一些情况。饭桌中间的小桌上摆了一个大饭桶，每人面前放一个空碗。服务员跑过来要为主席盛饭，主席不肯，自己端着碗到饭桶前去盛，盛了大半碗。张治中接着也自己盛，却盛了个满碗，鼓得高高的。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看他盛的。”曾希圣说：“真像个窝窝头。”毛主席要来了一小碟盐腌生辣椒，尝了尝说：“很好，大家来尝尝。”张说：“我怕辣，不敢吃。”主席说：“我见了辣椒就想吃。”
    
9月12日在武汉，刚好武汉军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毛主席接见党代表后，坐车到大操场和大家照相。张治中对同车的曾希圣说：“这是党代表大会，我不是党员，不必参加了吧？”曾希圣也说：“我也不准备参加。”可是汽车停下来后，看到毛主席站在那里等候。陈再道司令员和叶子龙跑到张、曾面前说：“主席等你们一起照相呢！”张、曾赶快走到主席的面前，张说：“我不要照了吧？”主席说：“为什么？1956年（八大）时我们不是邀请了许多党外朋友参加了照相吗？”张治中一想，觉得也对，他当时不但参加了，照相了，而且还作了书面发言。陈司令补上一句：“你是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呀！”张就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
    
毛主席真好学，9月10日从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主席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一路上，毛主席还沿线借书，到了合肥，毛主席就借来《安徽省志》、朱熹注的《楚辞》，还向张治中介绍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毛主席谈笑风生，既幽默又风趣，在大家谈问题时偶然插入三五句，就使得气氛活跃，满座生春。
    
在武汉时，有一天，武钢公司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一清和长江流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李书记汇报完毕，时间已经不早，天气又很闷热，毛对林说：“你谈的是长江的事，我们到长江去谈吧。”马上转到船上，谈完了毛主席就下江游泳，跟着到“老通成”来吃晚饭，一进店门，毛就对王任重说：“你们可不要告诉人我到‘老通成’来吃豆皮，不然别的馆子会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偏心了！”当服务员端馒头来时，毛主席又说了一个陕北的笑话：“一位著名法学家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他后来到陕北来工作，也入了党，陕北不产大米，我们让他吃小米和馒头，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进了党连饭都没得吃了！”引得大家大笑。

坦诚相待  无话不谈

在合肥时，张治中和曾希圣、罗瑞卿在毛泽东处聊天，毛向张介绍看《楚辞》，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的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谈到朱熹时，毛主席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张说：“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现在划归江西。”毛说：“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杭州是此行视察的终点站，专列火车未到站前，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杭州是大家多次到过的，你的观感如何？”张说：“建国后经过整顿当然不同。”毛说：“有两大缺点：一是湖水太浅，水草太多，二是坟墓太多，与鬼为邻。不过，我虽然批评它，还是喜欢它。”
    
1958年5月22日毛泽东给张治中的信曾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同年9月19日在离合肥去马鞍山的列车上，同座有罗瑞卿、曾希圣等。他们谈起这件事。
    
“您说在世界观方面我们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张治中问毛泽东。
    
“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而在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有搞清楚吧？”毛泽东说。
    
“《六十岁总结》上所说的是1924—1948年时期，我当时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我在北京住了9个月，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和您的好些著述，我已初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错误、缺点检查出来，如果我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张治中解释说。
    
“噢，”毛泽东露出微笑，但又跟着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
    
“可能是彼此处境不同，感觉上就会有差别吧？”张治中答。
    
“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毛泽东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张治中作了详细的解释。
    
谈话中，两人各抒己见，各谈感受，体现出他们关系上的坦率，真诚而亲切。
    
毛、张坦诚相交，无话不谈，但也不是没有争论的时候。在视察途中的20天，张治中把每天所见所闻，特别是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写成日记，到杭州后整理成册，约4万馀字。题名《真挚、亲切、爽快、率真、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送请毛泽东审阅，要求发表。
    
“你的日记我是不看的，尽在吹我。”毛泽东说。
    
“我的日记还是想请您看看，我想发表。”张治中说。
    
“我不看你就不能发表。”毛笑着说。
    
“我有言论自由权。”张振振有词说。
    
“你写的是我的事情，我不答应，当然不能发表。”毛稍停又说：“萧三也写过一篇东西，我也曾不让他发表。”
    
“我写的都是亲身的见闻，是实事求是的，有一句说一句，没有一点夸大，你看了之后能不能发表再说，如果既不看又不让发表，那我不服。”张力图婉转地说。
    
“好。我再考虑考虑，但是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毛泽东最后说。
    
张治中曾对毛泽东夸耀黄山风景之美，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动员毛到安徽去游黄山。毛问：“上山有路吗？汽车能上去吗？”张答：“当然有路，汽车到不了的地方可以坐滑杆。”毛说：“我不能坐滑杆。”张不理解毛为什么不能坐滑杆，1958年视察安徽时，张又向毛重申前请。毛笑着说：“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张仍不懂。后来到了杭州，毛向张叙述过去如何游北高峰、南高峰，风景如何美好，张为之动容，但毫不经意地问：“有滑杆上山吗？”毛微微一笑指着自己的双腿说：“我有这一副滑杆！”——这是毛对张的委婉批评。在张看来，坐汽车、骑马与坐滑杆都是代步，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坐汽车，能骑马，就不能坐滑杆？他没意识到坐滑杆是骑在人民头上。人家汗流浃背，你却安静悠闲地欣赏风景，这是不人道的，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从形式上说，坐滑杆与坐汽车、骑马都是代步，但从本质上说，其中是有差别的，重形式而忽略内容，看现象而不看本质，正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具体表现。
    
批评提意见是相互的，来而无往非礼也，张治中也有时给毛泽东提些批评和意见。
    
1949年全国政协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在中南海邀集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张治中等座谈，听取大家意见，最后毛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大家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

同时还酝酿国旗图案。全国征集图案2000多幅。审阅小组通过了党中央提出的3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横杠。说明是：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手中的另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征询大家意见，多数人倾向三横杠的一幅。张治中表示不同意见：（1）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2）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上三根金箍棒干吗？因此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毛泽东觉得张治中所言有理，建议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五星红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姓名，56位委员就未列姓名。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说：“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探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想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毛仍不愿讲话。于是张给毛直接去信，中有：“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毛对张说：“就是一个人希望我讲话，”张说：“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毛还是不同意。但是到大会开幕时，毛讲话了，而且很全面，扼要，有力量。讲话中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句尤为重要，受到全党、全国欢迎，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会议休息，毛幽默地对张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1957年整风反右刚开始时，张治中当众坦然说：“现在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中威信这样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又那样巨大。谁还敢出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整风反右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张的话当然具有针对性，包含了批评和不同意见。但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张治中仍然敢于直言，他在全国政协的发言《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中，指出党与非党关系存在三项问题，有职有权有责问题，关于对统战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方法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的友好合作问题。然后提出四项建议：第一，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第二，要从制度上求得保证。第三，要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要从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

在“文化大革命”中

“文革”开始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疗养，听说红卫兵在北京大搞打砸抢，心中惊疑不定。后来，中央统战部派人到北戴河邀集一批民主人士，传达中央文件，特别强调，“文革”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红卫兵是毛主席派来的，要正确对待。张才放心回京。谁知回家才2小时，红卫兵就找上门来了，楼上楼下，翻箱倒柜，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名为“破四旧”，实则打砸抢。红卫兵走后，张对我及其家属说：“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这是一次非常严厉的批评，运动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这个批评当然有针对性。
    
“文革”运动中，形而上学猖獗。非马列的东西泛滥。激起了张治中极度的愤懑，红卫兵要求室内要张挂毛泽东语录，我无意中在张的坐椅对面墙上悬贴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张问：“这段话出在哪里？”我说：“就在《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张又问：“你的看法呢？”我答：“这很清楚嘛。论时间，是1927年，论空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论对象，是地主阶级。”张听了脸上极不好看，但不做声。——这是无言的批评，当然是有针对性的。
    
“文革”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每次张治中都在场，有我在旁陪伴，天安门上空随风飘扬的四个伟大万岁的标语，字特大，非常显眼，张看了一个劲地摇头，但不吭气。他的意思我清楚：“我们不是向来反对个人崇拜的吗？”
    
1967年国庆，张治中的病体已很不支，但仍由警卫员用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城楼。张见到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这可以说是张对毛的最后批评。在这种时候，这样的场合，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有多大的勇气呀！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王若飞陪同下返回延安，重庆各界人士到机场送行。左起：张澜、邵力子、郭沫若、傅学文（女）、张治中、毛泽东。

张治中与毛泽东 

在谈判中相识

毛泽东与张治中在大革命时期同在广州，可惜无缘交往，他们相互理解，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政治局面到了一个转折点，蒋介石采纳张治中和吴鼎昌的建议，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经过郑重考虑，欣然同意，张治中遂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偕同美国赫尔利于同年8月27日坐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迎接。张治中对国共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以良好的印象。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张治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好感。

重庆谈判历时43天，风波迭起，险象环生，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多次濒于破裂。国民党四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中，最活跃、最积极的是张治中，每到关键时刻，他最卖力。他在整个谈判中，时而绕室彷徨，时而沉思兴叹，显得饮食无心，坐立不安，他这种真诚谋国、公而忘身的精神是毛泽东所目睹心印的。
    
国共谈判基本达成协议，而外间谣言纷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热心的民主人士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等相劝，周恩来心焦如焚，就商于张治中，请提前签署协定，并暗示如让毛泽东一人独返，放心不下。张治中慨然答允亲送毛泽东返延，保证毛泽东往返安全，周始感如释重负。
    
同年10月10日在桂园签署《双十协定》，10月11日晨，张治中代表蒋介石亲送毛泽东去机场。43天的共处，毛、张彼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毛在车上笑着对张说：“我在重庆，知道你是一个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问：“怎见得？”毛说：“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成《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剿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一定有些人是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是做了一件好事。”
    
至于张治中对毛泽东的态度，如同他在建国后所写的回忆录中所说的：“1945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
    
“1945年10月11日，我坐专机送毛主席回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领袖的最大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其后，我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

“从大年初一做起”

1949年北平和谈时，张治中由南京飞到北平，毛泽东在香山别墅设宴接待。毛一见面就爽朗地说：“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时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毛的话，热情而自然、亲切，是对待老朋友的态度。
    
1949年和谈破裂时，张治中发表《对时局声明》，留居北平。毛每次把张治中介绍给初会的朋友时总爱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使张内心感到暖烘烘的，是好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这话既是高度的评价，又表露了无限的深情。
    
是年6月，酝酿筹备全国政协，中央人民政府准备成立。有一天，毛泽东当着朱老总和好些中共领导人的面，提出请张治中参加人民政府并担任职务，张说：“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当然也就成为过去了。”毛恳切地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这话多么诚挚亲切，含义有多么深刻！对张来说，既是热情的期待，又有严格的要求，他的后半生是牢牢记住这话作为鞭策自己的座右铭的。
    
新疆和平解放后，军政事务百端待理，至为复杂。张治中写成数千字的书面意见给毛泽东，除介绍新疆情况外，并就今后长治久安之计提出六项重要意见。毛主席很重视，并说：“请你和彭总一同到新疆去就地具体解决。”不久，西北设置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主席，张治中被任命为副主席。
    
张治中在北平是安顿下来了，虽然由于西北兼职不得不经常来往于西安北平之间，但主要活动在北平。张一决定留居北平，毛、周就交待主管单位为张解决寓所问题。
    
我是陪张治中夫妇一起去挑选房子的。先看方巾巷的一栋小洋房，张嫌房间太少，又是楼房，上下不便。再看东总布胡同的一座，三个大院子，气派不小，张夫人又嫌门槛太多，迈步出入困难。看了好几处都有缺点，最后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以前是孙连仲的官邸，宫殿式的高大宽敞，富丽堂皇的房舍，餐厅能摆四五十桌，舞厅能容百把人。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张治中的生活起居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淮河根治工程开始，张是中央慰问团团长，动身前张病倒了，毛泽东特派他的夫人江青持亲笔函到张家慰问，张有腿神经痛宿疾，周恩来、邓颖超不时馈赠药品，毛泽东有一回收到山东农民送来特大的大白菜四棵，即派人送一棵到张家。菜重二十七八斤，张夫妇舍不得吃，把它用大花盆栽下，陈列在客厅里，菜抽苗开花，花足有二三尺高，人见皆称奇。

随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

在1959年8月下旬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一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他住处吃饭、谈话，看电影。分手时张对毛说：“过两天我要回北京去了，主席有何吩咐？”毛说：“不忙，我还有话要对你说，稍等一等。”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十多天过去了，毫无消息，张和我都感到纳闷，又不好问。直到9月上旬，毛泽东才请张治中去，说：“我想到外地视察去，你可愿意同行？”张喜出望外地答：“那太好了，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张治中回到住处，把事情告诉我：“这回你要好好准备。我每天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你利用速记把他讲的话每句都记下，并留意环境和采访群众，到晚上我们把材料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篇宝贵的日记。”
    
9月10日上午8时，毛泽东、张治中分坐两机由北京飞武汉，11时40分到达。是日晴空万里，气候特佳。一下飞机，张治中就关怀地问毛泽东：“您昨晚恐怕又没睡觉吧？”毛主席回答：“昨晚开了五个会，今天清晨又接见新疆参观团，没有睡。”张说：“那您好好地睡一觉吧。”毛主席说：“不，天气热，我们马上到长江去。”说着就登车。张和曾希圣、王任重同车随行，他们在船上吃中饭。中饭很简单：一碟炒青菜，一碟肉片黄瓜，一碟炒小鸡，一碗冬瓜汤。张、曾、王和毛主席夫妇共五人用餐。饭后，毛主席忙着要下江游泳，他笑着问张和曾：“你们可下水？”张、曾同声抱歉说：“不能奉陪了。”毛说：“好吧，你们都当‘观潮派’吧！”
    
由马鞍山去南京火车上，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来迎接，刚坐定，毛泽东就笑问江书记：“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大家觉得很奇怪。原来，张治中在抗战期间任湖南省主席，江当时是青年，写信给张治中，说我是共产党人，要抗日打游击，没钱，请你资助。张一想，此人真有胆识，而且对我如此信任，就批给他3000元。这一经过是毛从张治中谈话中听到的。
    
当时在座的，还有罗瑞卿、曾圣希等，毛指着张治中问大家：“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大家说不知道。毛说：“他青年时当过警察，取字警魄。后来警察不当了，警魄的字也不用了，遂从警字中取一‘文’字。魄字中取一‘白’字，故字‘文白’，看来他还是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到了杭州，浙江党政领导人来见，毛为张一一介绍，第一位是书记江华，毛说：“他不姓江，原名黄春浦，江华是干革命时取的。”介绍书记霍士廉时说：“是霍去病的霍，霍去病在汉代名声功劳最大，不幸27岁上就死了。霍书记大概是霍去病的后裔吧？”介绍副省长吴宪时说：“此人口气真大，口衔天宪！”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习惯在夜里工作，我是早听说过的，到这次一起出来，愈加证实这种情况。原来，他老人家日里活动频繁，到深夜12时才开始审阅文件，开会、研究问题。
    
9月21日，由南京坐火车经上海去杭州。在南京经过一整天的紧张活动，张治中在11时就睡了，睡梦正酣，叶子龙同志来说：“主席有请。”张忙披衣到主席的座车上去，毛问张：“你大概是夜梦初醒吧？”张说：“刚睡不久。一看手表，快凌晨1时了。”原来，毛主席利用经上海之便，要视察上钢一厂。
    
第二天到杭州前，张治中对毛主席说：“您经年累月没有好好休息，这次到杭州多休息几个星期吧。”毛说：“看情况吧，我只要睡三天就可以恢复过来，最多一天。”最后还笑着说：“这几天怎样活动，你自己安排，我们暂时‘分道扬镳’吧。”可是事后，张治中问叶子龙、徐光禄同志，才知道他老人家还是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只有两天睡到六个小时，每天审阅的文件，并不比在北京时少。

在武汉时，有一天，王任重请毛主席、张治中到著名豆皮店“老通成”吃小吃。刚一进门，服务员、厨师、干部都涌上来打招呼，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坐下，服务员送上毛巾，毛主席接过时说：“谢谢。”饭后上车时，又举手向大家说：“谢谢大家的服务。”
    
到芜湖适逢雨天，毛主席不要服务员送饭送菜，步行下山到饭厅和大家共餐，还请来两位工勤同志一道吃，边吃边谈，了解了一些情况。饭桌中间的小桌上摆了一个大饭桶，每人面前放一个空碗。服务员跑过来要为主席盛饭，主席不肯，自己端着碗到饭桶前去盛，盛了大半碗。张治中接着也自己盛，却盛了个满碗，鼓得高高的。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看他盛的。”曾希圣说：“真像个窝窝头。”毛主席要来了一小碟盐腌生辣椒，尝了尝说：“很好，大家来尝尝。”张说：“我怕辣，不敢吃。”主席说：“我见了辣椒就想吃。”
    
9月12日在武汉，刚好武汉军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毛主席接见党代表后，坐车到大操场和大家照相。张治中对同车的曾希圣说：“这是党代表大会，我不是党员，不必参加了吧？”曾希圣也说：“我也不准备参加。”可是汽车停下来后，看到毛主席站在那里等候。陈再道司令员和叶子龙跑到张、曾面前说：“主席等你们一起照相呢！”张、曾赶快走到主席的面前，张说：“我不要照了吧？”主席说：“为什么？1956年（八大）时我们不是邀请了许多党外朋友参加了照相吗？”张治中一想，觉得也对，他当时不但参加了，照相了，而且还作了书面发言。陈司令补上一句：“你是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呀！”张就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
    
毛主席真好学，9月10日从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主席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一路上，毛主席还沿线借书，到了合肥，毛主席就借来《安徽省志》、朱熹注的《楚辞》，还向张治中介绍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毛主席谈笑风生，既幽默又风趣，在大家谈问题时偶然插入三五句，就使得气氛活跃，满座生春。
    
在武汉时，有一天，武钢公司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一清和长江流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李书记汇报完毕，时间已经不早，天气又很闷热，毛对林说：“你谈的是长江的事，我们到长江去谈吧。”马上转到船上，谈完了毛主席就下江游泳，跟着到“老通成”来吃晚饭，一进店门，毛就对王任重说：“你们可不要告诉人我到‘老通成’来吃豆皮，不然别的馆子会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偏心了！”当服务员端馒头来时，毛主席又说了一个陕北的笑话：“一位著名法学家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他后来到陕北来工作，也入了党，陕北不产大米，我们让他吃小米和馒头，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进了党连饭都没得吃了！”引得大家大笑。

坦诚相待  无话不谈

在合肥时，张治中和曾希圣、罗瑞卿在毛泽东处聊天，毛向张介绍看《楚辞》，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的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谈到朱熹时，毛主席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张说：“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现在划归江西。”毛说：“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杭州是此行视察的终点站，专列火车未到站前，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杭州是大家多次到过的，你的观感如何？”张说：“建国后经过整顿当然不同。”毛说：“有两大缺点：一是湖水太浅，水草太多，二是坟墓太多，与鬼为邻。不过，我虽然批评它，还是喜欢它。”
    
1958年5月22日毛泽东给张治中的信曾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同年9月19日在离合肥去马鞍山的列车上，同座有罗瑞卿、曾希圣等。他们谈起这件事。
    
“您说在世界观方面我们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张治中问毛泽东。
    
“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而在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有搞清楚吧？”毛泽东说。
    
“《六十岁总结》上所说的是1924—1948年时期，我当时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我在北京住了9个月，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和您的好些著述，我已初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错误、缺点检查出来，如果我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张治中解释说。
    
“噢，”毛泽东露出微笑，但又跟着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
    
“可能是彼此处境不同，感觉上就会有差别吧？”张治中答。
    
“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毛泽东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张治中作了详细的解释。
    
谈话中，两人各抒己见，各谈感受，体现出他们关系上的坦率，真诚而亲切。
    
毛、张坦诚相交，无话不谈，但也不是没有争论的时候。在视察途中的20天，张治中把每天所见所闻，特别是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写成日记，到杭州后整理成册，约4万馀字。题名《真挚、亲切、爽快、率真、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送请毛泽东审阅，要求发表。
    
“你的日记我是不看的，尽在吹我。”毛泽东说。
    
“我的日记还是想请您看看，我想发表。”张治中说。
    
“我不看你就不能发表。”毛笑着说。
    
“我有言论自由权。”张振振有词说。
    
“你写的是我的事情，我不答应，当然不能发表。”毛稍停又说：“萧三也写过一篇东西，我也曾不让他发表。”
    
“我写的都是亲身的见闻，是实事求是的，有一句说一句，没有一点夸大，你看了之后能不能发表再说，如果既不看又不让发表，那我不服。”张力图婉转地说。
    
“好。我再考虑考虑，但是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毛泽东最后说。
    
张治中曾对毛泽东夸耀黄山风景之美，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动员毛到安徽去游黄山。毛问：“上山有路吗？汽车能上去吗？”张答：“当然有路，汽车到不了的地方可以坐滑杆。”毛说：“我不能坐滑杆。”张不理解毛为什么不能坐滑杆，1958年视察安徽时，张又向毛重申前请。毛笑着说：“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张仍不懂。后来到了杭州，毛向张叙述过去如何游北高峰、南高峰，风景如何美好，张为之动容，但毫不经意地问：“有滑杆上山吗？”毛微微一笑指着自己的双腿说：“我有这一副滑杆！”——这是毛对张的委婉批评。在张看来，坐汽车、骑马与坐滑杆都是代步，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坐汽车，能骑马，就不能坐滑杆？他没意识到坐滑杆是骑在人民头上。人家汗流浃背，你却安静悠闲地欣赏风景，这是不人道的，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从形式上说，坐滑杆与坐汽车、骑马都是代步，但从本质上说，其中是有差别的，重形式而忽略内容，看现象而不看本质，正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具体表现。
    
批评提意见是相互的，来而无往非礼也，张治中也有时给毛泽东提些批评和意见。
    
1949年全国政协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在中南海邀集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张治中等座谈，听取大家意见，最后毛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大家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

同时还酝酿国旗图案。全国征集图案2000多幅。审阅小组通过了党中央提出的3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横杠。说明是：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手中的另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征询大家意见，多数人倾向三横杠的一幅。张治中表示不同意见：（1）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2）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上三根金箍棒干吗？因此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毛泽东觉得张治中所言有理，建议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五星红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姓名，56位委员就未列姓名。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说：“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探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想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毛仍不愿讲话。于是张给毛直接去信，中有：“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毛对张说：“就是一个人希望我讲话，”张说：“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毛还是不同意。但是到大会开幕时，毛讲话了，而且很全面，扼要，有力量。讲话中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句尤为重要，受到全党、全国欢迎，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会议休息，毛幽默地对张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1957年整风反右刚开始时，张治中当众坦然说：“现在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中威信这样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又那样巨大。谁还敢出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整风反右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张的话当然具有针对性，包含了批评和不同意见。但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张治中仍然敢于直言，他在全国政协的发言《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中，指出党与非党关系存在三项问题，有职有权有责问题，关于对统战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方法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的友好合作问题。然后提出四项建议：第一，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第二，要从制度上求得保证。第三，要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要从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

在“文化大革命”中

“文革”开始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疗养，听说红卫兵在北京大搞打砸抢，心中惊疑不定。后来，中央统战部派人到北戴河邀集一批民主人士，传达中央文件，特别强调，“文革”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红卫兵是毛主席派来的，要正确对待。张才放心回京。谁知回家才2小时，红卫兵就找上门来了，楼上楼下，翻箱倒柜，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名为“破四旧”，实则打砸抢。红卫兵走后，张对我及其家属说：“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这是一次非常严厉的批评，运动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这个批评当然有针对性。
    
“文革”运动中，形而上学猖獗。非马列的东西泛滥。激起了张治中极度的愤懑，红卫兵要求室内要张挂毛泽东语录，我无意中在张的坐椅对面墙上悬贴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张问：“这段话出在哪里？”我说：“就在《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张又问：“你的看法呢？”我答：“这很清楚嘛。论时间，是1927年，论空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论对象，是地主阶级。”张听了脸上极不好看，但不做声。——这是无言的批评，当然是有针对性的。
    
“文革”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每次张治中都在场，有我在旁陪伴，天安门上空随风飘扬的四个伟大万岁的标语，字特大，非常显眼，张看了一个劲地摇头，但不吭气。他的意思我清楚：“我们不是向来反对个人崇拜的吗？”
    
1967年国庆，张治中的病体已很不支，但仍由警卫员用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城楼。张见到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这可以说是张对毛的最后批评。在这种时候，这样的场合，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有多大的勇气呀！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王若飞陪同下返回延安，重庆各界人士到机场送行。左起：张澜、邵力子、郭沫若、傅学文（女）、张治中、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