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征程军魂——张国焘下令通缉叶剑英与杨尚昆 

　　张国焘下令通缉叶剑英与杨尚昆，指责他俩“开小差”。杨尚昆后来在谈到此事时说，那是“光荣的小差，非常光荣 ”。 

　　可是，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却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的指示，而主张红军越过黄河向青海、新疆等地开进。中央坚持要他率部走过草地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但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河水上涨，过不去，粮食也缺乏，无 法前进，率左路军滞留在阿坝一带。为了等待左路军，右路军在巴西停留了几天。

　　就在这时，张国焘致电中央，再次提出改变红军北上方针，主张南下，然后西进川康，同时还强令进入草地的五军退回阿坝地区。

　　对于张国焘再次提出西进川康的主张，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要张国焘立即率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并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张国焘以拥有相当实力的红四方面军为资本，不仅不遵照中央的决策，反而致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要陈昌浩率右路军中四方面军的队伍，胁迫党中央就范，实行他的南下方针。在这关键时刻，作为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为保卫党中央立下了奇功。叶剑英乱军中救出贺龙与叶挺

　　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他的父亲叶钻祥是一个经营小本生意的小商人，叶钻祥的几个兄弟都相继出走南洋，唯有他留在国内，靠经营小生意养家煳口。叶剑英在7岁那年就被送进了私塾读书。1912年，15岁的叶剑英以“最优等”的成绩考取了梅县务本中学(后改为东山中学)，成了一名中学生。这所学校经常得到南洋华侨的支持，不仅教学条件很好，而且还教授一些新的知识。叶剑英在这所学校，开阔了眼界，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

　　从东山中学出来后，叶剑英到了南洋谋生。在堂兄的介绍下，他在南洋的一所小学当国文教员。不久，云南都督唐继尧派人到南洋招收华侨子弟进入云南讲武学堂，叶剑英被录取。

　　云南讲武学堂创办于清末，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学校，在辛亥革命中曾对云南的独立起了重要的作用。云南都督蔡锷十分重视这所学校，民国初年扩大了学校的规模，改讲武学堂为讲武学校。蔡锷逝世后，云南督军唐继尧把持了讲武学校，这所学校成了唐继尧扩充军事实力和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

　　1917年夏，叶剑英来到了云南昆明，正式进入学校学习，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叶剑英是讲武学校的第12期学生，主要学习炮科。叶剑英有很好基础，加之学习十分投入，各科成绩都十分优秀，成为全校教官特别器重的高材生之一。叶剑英在讲武学校所学的军事知识为他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校毕业后，叶剑英来到福建福州孙中山率领的粤军中，当了一名参谋。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组成中华民国政府。叶剑英因办事干练稳重，被推举到孙中山身边，作为大总统的随员，负责保护孙中山的安全。叶剑英作为一名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党员，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第二年，孙中山为筹建海军陆战队，调叶剑英担任了海军陆战队营长。不久，陈炯明发动叛乱，叶剑英率陆战队在永丰舰(后改为中山舰)上保护孙中山。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后，孙中山的助手、黄埔军校的筹办者廖仲恺，听说叶剑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立即邀请叶剑英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教官，不久又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

　　在黄埔军校期间，叶剑英结识了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等许多共产党人，从与他们的接触当中，叶剑英对共产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开始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同黄埔军校的许多共产党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北伐战争开始后，叶剑英担任了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不久转任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四 ·一二”政变后，叶剑英愤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在江西吉安率新编第二师通电反蒋。

　　蒋介石得知叶剑英率新编第二师暴动后，十分恼怒，电示国民党江西省的军阀：

　　“前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叶剑英，率师驻扎吉安，勾结共党分子，阴谋叛党，竟于5月13日鼓动该师学生队及师部监护队，勾结当地农民自卫军，将该师忠实部队逼令缴械，并将忠实官佐逮捕监禁。该师长叶剑英及跨党分子张克等倒行逆施，谋叛党国，即通令各军一体严缉惩办，拟请准该逆等一体开除党籍。”

　　在国民党朱培德第三军的围攻下，新编第二师很快就被缴械，叶剑英潜逃至武汉。在武汉被国民党第四军军长张发奎聘请为第四军参谋长。期间，叶剑英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叶剑英随张发奎第四军军部来到了九江。这时，张发奎与汪精卫勾结，准备步蒋介石的后尘，也要发动反共政变。为了一举抓获暂居在九江的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和第二十一军军长叶挺，汪精卫与张发奎秘密策划，以张发奎的名义，邀请贺龙和叶挺上庐山开会，然后扣留，并以3个军的部队一举包围贺、叶的部队。汪精卫与张发奎的秘谋，没有瞒过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连夜找到了叶挺和贺龙，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他们，这是叶剑英多次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第一次。

　　得到叶剑英的情报后，贺龙和叶挺立即率部队离开九江，赶往南昌，在南昌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武装起义。

　　贺、叶部队离开九江后，叶剑英又利用张发奎的信任，担任了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员改编成的第四军教导团团长，然后将教导团带到了南方的广州。是年底，叶剑英与张太雷、叶挺等一道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叶剑英取道香港前往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叶剑英在苏联留学的两年中，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提高了自己的理论修养。

　　从苏联学成回国后，叶剑英就在上海与周恩来一道领导国内的军事斗争。1931年，叶剑英来到中央苏区，被任命为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

　　叶剑英在负责军委参谋工作期间，由于学识渊博，待人热情温和，儒雅的风度令人折服，人称“儒将”。红军参谋事业的奠基者

　　审时度势、精心运筹是叶剑英从事参谋部领导工作的一大特点。叶剑英担任了红军总参谋长以后，一方面大力协助朱德、毛泽东等指挥作战，另一方面以大量的精力，抓紧红军司令部机关的建设，着力建立起一支精干的参谋队伍。当时，红军正处在初创后的发展阶段，一切机构都不健全，尤其是红军的司令部参谋工作没有建立战争中需要的一套严格的制度和严密的分工，红军在作战中机关与部队的联系不够畅通，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司令部机关在组织指挥上经常出现一些误时误事的现象，这对红军的作战是极为不利的。

　　叶剑英首先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得到了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支持。随后便组织一些人研究确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机关的编制体制。按照这个编制体制，将一些不合理的机构和部门全都精简合并，建立起作战、情报、通信、管理等一整套完整的司令部机构，并对每个部门的职责给予了明确的分工。

　　为了便于红军司令部机关与部队作战时相互联系，叶剑英还十分重视运用刚建立不久的无线电台，一面让一些参谋人员学会使用电台，一面也组织一些电台人员有计划地侦听和破译敌军的无线电密码，从中获取了大量的敌人方面的情报。

　　由于红军作战和休息大多数是通过军号来发布命令，而红军的司号员们用的号谱也不统一，五花八门，各吹各的样，这不仅不利于红军队伍的作战，而且也不利于红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络。为此，叶剑英专门召开了全军司号员的会议，并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向全军发布了统一的军号号谱，要求红军各军团、各军的指挥员和司号员在短期内熟悉和掌握统一的号谱，以便全军在统一的号令下行动。

　　红军一开始不重视利用地图进行作战，主要靠向导，因此，缴获的军用地图经常随手扔掉。叶剑英感到问题很严重，他当即在作战部门专门成立了地图科，一面教导干部战士们学会利用地图进行作战、行军，一面要各级指挥员在作战中注意搜集敌军的军用地图。

     在建立和健全红军司令部机关的各种规章制度后，叶剑英还十分注重对红军队伍中参谋人员的培养和训练。叶剑英认为参谋人员是红军指挥作战的重要智囊，如果参谋人员不得力，司令部机关对部队的指挥就会经常产生错误，影响到战斗的胜负。为此，叶剑英利用自己丰富的参谋知识，先后几次召集红军师以上参谋长会议，结合中国工农红军的实际，讲述中国古代《孙子兵法》的一些理论和苏联红军的一些作战经验，与广大参谋人员一道研究红军反“围剿”的战略战术。

　　叶剑英还针对当时许多参谋人员是农民出身、缺乏文化知识、业务水平低的状况，经常给这些参谋人员讲课，从作战、情报、通信、机要、队列等各个方面，向大家传授参谋知识。叶剑英讲课经常结合一些红军作战的实际例子，把深奥的道理用形象的事实来比喻，通俗易懂。广大参谋人员被叶剑英的远见卓识和生动的讲课所折服，大家都说：“我们的‘参座’不但是好领导，而且是好教员。”

　　为了使广大红军参谋人员能迅速了解参谋常识，叶剑英还将苏军的一些参谋工作条例、步兵战斗条令和后勤工作条例等翻译过来，下发给红军参谋人员，供参谋人员参考。在这同时，叶剑英也组织人结合中国工农红军的实际，编写了一些简明扼要的条令、条例，作为红军机关工作和部队训练的基本依据。

　　叶剑英在红军司令部参谋业务上的这些建设，为红军参谋事业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叶剑英是红军“参谋业务之父”。

　　1932年10月，叶剑英与刘伯承对调，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同时兼红都瑞金卫戍区司令员。叶剑英担任红军学校校长之后，本着毛泽东曾提出的“国民党办了个‘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反动派，也要学会办校、治军，一定要把红军学校办成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军指挥员”的指导思想，在刘伯承将红军学校已经办得初具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红军学校的教学质量，努力为红军队伍培养更多的指挥人才。

　　为了使更多的红军指挥员得到正规的训练和培养，叶剑英向中央建议扩大了招生名额，红军学校原计划招生1500 人，扩大到2160人，同时，还增列了几个培养方向，为部队培养基层和团以上的军政干部。

　　为了搞好教学，叶剑英十分重视红军学校教员的选择。经过认真挑选，从红军战斗部队中抽调了一些留日、留苏的学生和一些从保定、黄埔军校毕业、军政素质都十分强的人担任了教员，还聘请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前去讲学，把红军学校办得十分红火。

　　据当年曾在红军学校执教的老将军孙毅回忆说：“那时候的红校训练部有军事教员70多人，政治教员30多人，文化教员十几人。教员的质量都不错，教得很好，作用很大。叶校长要我虚心向老教员学习、请教，有一次我还得了奖，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使我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那时定期开总结会，表扬和批评开展得很好。叶校长说话和气，不发脾气，和蔼可亲，大家都愿意和他接触。”老将军的回忆是对叶剑英这段时间主持红军学校工作的最好评价。

　　叶剑英被降职使用，但他却乘机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叶剑英在红军学校的出色工作，为红军培养了大批干部。1933年5月，叶剑英和刘伯承再次对调，叶剑英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刘伯承担任了红军学校的校长。在中央苏区期间，刘伯承和叶剑英是当时红军队伍中两个最出色的军事理论家，红军总参谋长和红军学校校长基本上是由他们两人担任。

　　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刘伯承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担任了副总参谋长一职。但是中革军委的实际领导权操纵在博古和李德手中，李德惯于在地图上指挥红军作战，从不亲临前线察看地形，经常用一支红笔一划，就让红军立即赶往他指定的地点，根本不管道路是否能走得通。叶剑英对李德的瞎指挥十分不满。 

　　李德对叶剑英这个很有个性的军事理论家从内心也很怵，他千方百计地想要将叶剑英调离红军的领导岗位。长征前夕，李德借叶剑英指挥的福建军区部队遭敌袭击一事，将叶剑英调整到军委担任第四局局长，主管红军干部队伍建设。

　　叶剑英对于这次“降职”使用并不计较，他仍然一如既往任劳任怨地工作。由于叶剑英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能兢兢业业地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夸他是能上能下的干部。毛泽东曾多次对人说：“剑英这个人对前几把交椅是不争的!”

　　叶剑英担任中革军委第四局局长，正好赶上红军即将进行长征。当时，由于红军队伍中有不少同志曾不满“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遭到李德、博古的残酷打击，有的被开除了党籍，有的被撤了职，有的甚至还被判了刑。在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就想利用这一机会把这一部分被打击的干部当作“包袱”、“累赘’’扔掉。对此，叶剑英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保护了一大批这样的干部。

　　当时，苏维埃保卫局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所有犯“错误”的同志开列了一个留或走的名单，名单上的人被分成 A、B、C三类。一类是要被杀害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当保卫局局长邓发带着清单请叶剑英过目时，叶剑英据理力争，要求尽量少留一些同志，坚决反对杀害这些干部。凡是他了解情况的都逐个陈述自己的看法，尽全力加以保护。

　　如当时名单上有一个叫边章伍的人，被列入要枪杀之列。他是1931年12月随董振堂、赵博生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在红军第五军团中曾先后担任过第十四军第四十师师长和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只因他是起义将领，所以“左”倾路线主义者就认为他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要加以杀害，对此叶剑英坚决反对。

　　叶剑英对邓发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有用之才。他参加宁都起义也是有功劳的，工作很有成绩，他是个

　　好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

　　在叶剑英的据理力争下，邓发被说服了，他把边章伍的名字勾掉了。

　　后来，边章伍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解放战争中担任了解放军辽南军区副司令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辽宁军区司令员，建国后担任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每当他回忆起此事时，就对自己的妻子说：“我这个脑袋是叶参座给保留下来的，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他的救命之恩

　　叶剑英不仅使边章伍免遭杀害，他还向军委提交了一个干部配备方案，尽最大可能保护了一批红军将领。他先是将红军大学中的教员、学员分配到各军团补充干部的缺额，然后又将一些犯了“错误”的红军将领编入干部团，如从敌占区赶回来、一直遭“左”倾错误主义者排斥的陈赓和被“左”倾冒险主义者公审的萧劲光等。后来，这支队伍不仅成为保存红军优秀将领的一个很好的摇篮，而且在长征途中还屡立战功，常常成为长征途中最危难时刻的中坚力量。陈赓、萧劲光等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成为党、军队和政府中的各级领导干部。

　　在当时“左”倾错误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叶剑英对瞿秋白、何叔衡、刘伯坚等长期受到排挤的党和军队的重要干部却爱莫能助。

　　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是叶剑英十分熟悉的朋友，在大革命时期，刘伯坚曾和邓小平一道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做政治工作。冯玉祥与蒋介石联手反共后，刘伯坚被迫离开国内，到苏联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恰好叶剑英也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两人因此相识。

　　从苏联回到苏区后，刘伯坚曾对宁都起义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宁都起义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刘伯坚在西北军工作时，曾任过政治部部长。第二十六路军的将领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十分尊敬刘伯坚。

     后来，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赶到中央苏区与红军作战时，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不想打红军，为此曾派人专门前往上海寻找刘伯坚，希望刘伯坚给他们寻找出路。后来听说刘伯坚就在中央苏区，他们便派人与刘伯坚联系。在刘伯坚的影响下，季、赵、董毅然发动了起义，加入了红军队伍，成为红军第五军团。任五军团军团长的季振同曾明确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由此可见刘伯坚对宁都起义作出的贡献之大。

　　宁都起义时，叶剑英曾作为中革军委的领导参与了起义的领导工作，他与刘伯坚一道，研究了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具体计划和方案。叶剑英深深感受到了刘伯坚在第二十六路军中的重大影响，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然而“左”倾中央就是将这样一名高级干部轻率地抛弃了。在于都河边，叶剑英与刘伯坚不期而遇。叶剑英深知，像刘伯坚这样的高级干部留下来，是十分危险的，刘伯坚也深感这一别可能是永远也无法再见面了。两人相对无语好久，最后刘伯坚悲怆而又急切地对叶剑英说道：“剑英，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跟大部队走吧尸他请叶剑英向军委转达他的请求。

　　叶剑英立即向中革军委建议让刘伯坚随军一道行动。然而，“左”倾错误主义者却以刘伯坚“婆婆妈妈”的，没有什么作用，拒绝了刘伯坚的请求和叶剑英的建议，最终刘伯坚还是被留在了苏区。

　　1935年3月，刘伯坚在一次突围中身负重伤被捕，不久在江西大余英勇就义。

　　对于此事，叶帅一直耿耿于怀。建国后，他在缅怀牺牲的

　　革命战友时，回忆起在于都河边与刘伯坚的诀别，曾赋诗一首：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叶帅借用战国时期燕国壮士高渐离送别著名勇士荆轲的故事，来赞扬刘伯坚像古代勇士一样慷慨赴难的豪气，表达了自己对战友的思念之情。从第一纵队司令员到过草地的先锋

　　长征开始后，叶剑英被任命为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军委第一纵队是由红军总司令部第一、二、三、四、五局和总政治部机关、干部团和直属部队共4个梯队组成，约4800余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一些领导人如毛泽东、博古、李德、张闻天、王稼祥等都随第一纵队行动，所以叶剑英肩上的担子很重。

　　在突破敌四道封锁线时，叶剑英为了确保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行军中与各主力部队的联络，使中央的指示能及时下达到各部队，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和部署。他亲自组织电台工作人员分成几个梯队交替行军和进行昼夜工作，在当时情况十分复杂巳一切又是那么混乱的情况下，叶剑英指挥着电台工作人员始终保证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与各主力部队之间的联系畅通，保证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能及时下达到各部队，保证了全军的统一行动。

　　中央红军在强渡湘江时，损失很大，作为红军领导人之一的叶剑英十分痛心，他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造成的恶果感到愤恨。当部队进入广西境内的西延山区时，叶剑英一边行走，一边思索着红军如何才能摆脱困境。一架敌机飞临上空，向叶剑英和一部分红军正在行进的半山腰间投下了一颗炸弹。

　　“轰尸地一声爆炸，叶剑英好像被外力一击，摔倒在地，警卫员范希贤见状忙奔了过来，一把抱住倒在地上的叶剑英。叶剑英推开警卫员的手，试图自己站起来，这才感觉到右大腿靠臀部的地方一阵钻心的疼痛，他用手一摸，鲜血已经渗透了裤子，不断地往下流。原来炸弹爆炸时，叶剑英的右手正拎着一件棉大衣，弹片穿过棉大衣，钻进了靠近臀部的地方，有好几厘米深。如果没有棉大衣，说不定还有生命危险呢!由于当时没有手术条件，医生只是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弹片仍留在体内。 

　　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央红军进行了整编，军委的第一、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

　　1935年初，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从遵义出发，向黔北的土城发动攻击，试图从黔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作为领导机构紧随三军团之后，向土城方向开进。一天，正当中央机关行军进至一个山谷中，突然从北边半山坡上冲来了一个连的敌军，向中央机关人员猛烈开火，走在前面的几个战士都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时，整个中央机关都处在敌人的火力射程之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都在敌射击圈当中，情况十分危急。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被迫躲进一条流水沟里，一些警卫战士靠着几支短枪阻击着敌人。敌人高喊着：“活捉朱毛！”向山下冲来，就在这时，叶剑英率中央纵队赶到。叶剑英一看地形，当即喊道：“通信排跟我来!”说着就领着一个排的战士迅速冲上南面的高地，集中了所有的火力向北边压下来的敌军射击。正在向下冲的敌人毫无防备，一阵密集的火力劈头盖脸地扫过来，顿时倒下了一片，剩余的敌军掉转头向山上逃窜。

　　逃上山的敌人摸不清红军的底细，缩着头爬在北面的山梁上，不敢再往下冲，双方对峙了好久，红军的援军赶到，敌军退去，中央机关转危为安。大家庆幸地说：“好险呀!要不是叶参谋长及时赶到，我们就要吃枪子了!”

　　2月28日，在二占遵义的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了，应红三军团的要求，叶剑英担任了红三军团的参谋长，这时叶剑英的伤还没有全好，他是拄着拐杖率领部队行军和指挥部队作战的。

　　叶剑英在三军团的任职时间不长，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叶剑英便被中央派到四方面军进行工作。中革军委以原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担任了参谋长。

　　红军到达毛儿盖后，分为左、右路军，叶剑英又到右路军中任职。毛儿盖向北行就将进入荒无人烟的大草地，面对这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右路军的政委陈昌浩产生了犹豫。在大家商议如何通过草地时，他语气低沉地说：“从毛儿盖向北，就是茫茫草地，既无人，又无路，部队是难以通行的。”事实上，陈昌浩从内心来说是不想离开川北，而赞成张国焘进军川康的建议，他想借口草地无法通过改变北上的方针。

　　叶剑英知道陈昌浩在四方面军中的领导地位，如果他不同意北上，右路军是无法顺利行动的。叶剑英当即汇报了他刚刚从当地老乡那里了解到的有关草地的一些情况：“草地是没有路，但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我们做好准备，一定能在草地上走出一条路来!”

　　毛泽东听了陈昌浩和叶剑英两人的表态，又看了看其他的一些同志后说：“大家再议一议，看看怎么办?我想我们还是应该走的!”

　　陈昌浩这时又发难道：“现在行军路线不明，红军贸然进发，如果遇到敌军堵截，那时我们何以自拔?”

　　叶剑英当即反驳道：“我们选择从草地北上，是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敌人决不会想到我们会走这一条路的。我们完全可以先派一支精锐部队在前面侦察开路。”

　　陈昌浩见叶剑英北上的态度很坚决，有些不高兴，便想乘机为难他，“你能为全军开路吗?”

　　叶剑英毫不犹豫地回答：“能担当这一重任，不胜光荣，我愿作开路先锋。” 、

　　这时其他的一些同志也为叶剑英的坚定态度所感染，都表示可以通过草地北上。陈昌浩见众人都同意北上，也就没有多说了。毛泽东见陈昌浩的态度有些转变，就提醒道：“剑英先走，给他带点兵吧?”

　　陈昌浩说：“给他一个团，提前3天出发。”

　　毛泽东摇摇手说：“我看担任开路先锋这一任务，一个团恐怕不够吧?再加一个团。”

　　就这样，叶剑英率红三十军的二百六十四、二百六十五团成了红军过草地的开路先锋。叶剑英每到关键时刻，总能挺身而出，这是他作为一名参谋长最难得的素质。

　　毛泽东评价叶剑英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后，因左路军张国焘突然改变主意率军南下，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激化起来。

　　1935年9月9日，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张国焘电令陈昌浩：立即率右路军南下，如果有人不同意南下，就“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前敌总指挥部叶剑英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看完电报，感到问题严重。为了争取四方面军的同志共同北上，毛泽东竭力争取陈昌浩赞同中央北上的主张，但是陈昌浩对张国焘唯命是从，毛泽东根本劝不动他。不得已，毛泽东只好召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常委紧急磋商，大家一致决定迅速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以脱离危险区域。同时又给张国焘去电，要求他坚决执行中央原定计划，前来会合。

　　会议结束后，张闻天和秦邦宪(即博古)前来找到叶剑英并告诉他，党中央已经前往三军团所在地，准备立即北上。之后，他们又对叶剑英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

　　张闻天和秦邦宪走后，叶剑英考虑再三，觉得马上走有所不妥，因为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这是一支有很强战斗力的部队，应当让其同党中央一道行动。此外，还有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等一方面军的同志还在这里，自己离开了，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困难。那么如何才能带走军委直属队呢?叶剑英找到杨尚昆一起想办法，思之再三，两人决定利用在张国焘要求南下的电报上做文章。

　　叶剑英找到右路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对徐向前说；“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找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

　　徐向前对张国焘要求南下的电报不甚清楚，从内心来说，他反对红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当叶剑英提出让部队筹集粮食时，他觉得很有必要，他也希望借筹备粮食的机会，党中央和左路军能拿出一个折衷的方案，说服张国焘率左路军随右路军一道北上，因此他同意了叶剑英提出的筹粮建议。

　　于是，叶剑英当即起草了一份通知：今晚上两点钟出发，各直属队自己找地方打粮(即筹集粮食)。叶剑英之所以把时间写在晚上两点，目的是要便于军委直属队的北上行动。叶剑英将通知拿给陈昌浩看，陈昌浩见是为南下打粮，就没有什么意见。

　　通知发下去后，叶剑英立即召集了杨尚昆、林伯渠、李克农、萧向荣等直属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开会。叶剑英对大家说明了情由后，郑重地宣布：“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会后，他又与杨尚昆一同商量了行动方案。

　　这时，杨尚昆自有难言之隐。因为他的夫人李伯钊正好被送往右路军第四军去培训宣传员，没有与中央纵队在一起。怎么办?如果让李伯钊一同走的话，肯定会引起陈昌浩的疑心，暴露红一、三军团和党中央的行动，也不利于红军的团结大局；如果不让李伯钊走，很可能就走不了了。在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的重大时刻，杨尚昆想的更多的是红军的前途命运，只有舍小家，保大家了。

　　杨尚昆，四川潼南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担任了红三军团政治委员，同彭德怀一道率领红三军团进行长征。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改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随右路军一道行动。

　　后来，当杨尚昆与叶剑英一起离开右路军之后，李伯钊被受蒙骗的四方面军战士扣留。李伯钊只好留在红四方面军中，历尽艰辛，三过草地，直到1936年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才回到杨尚昆身边。后来，毛泽东对杨尚昆顾全大局的行动倍加赞赏，戏称他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杨尚昆因此受到毛泽东的信赖。建国后，毛泽东调他到中央办公厅，委以中央办公厅主任的重任。

　　就在杨尚昆为党中央和李伯钊的安危辗转反侧的时候，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的驻地喇嘛庙。参谋长出身的叶剑英，又前前后后把问题想了一遍。突然，他想到党中央北上，肯定需要行军地图，于是，又从床下的小藤箱中取出全军唯一一份甘肃省地图，这是他向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要的当时唯一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地图。他觉得地图放在自己身边不安全，便来到军委秘书长萧向荣的驻处，将这份地图交给了他，让他随军委直属队先走，交给军委。

　　夜深沉，草原上乌云密布，寒气袭人。叶剑英从萧向荣处回来，已经是凌晨1点了。他再也睡不着了，准备了一下东西，等待着天稍亮即离开前敌指挥部。

　　此时，已是10日凌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率领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的主力先行离开了巴西，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凌晨两点，军委直属队在叶剑英的安排下，以“打粮”为由离开了右路军。军委直属队走后，叶剑英独自牵着没有备鞍的战马，按事先的约定，在前敌指挥部附近的水磨房等候杨尚昆。随后，两人一起追赶已出发的部队。

　　在一个交叉路口，他们碰上了张闻天、博古、彭德怀。这些人看到叶剑英还没有走脱，很是关心地说：“老叶，你还不快走?你泄露了电报内容，又带走了军委纵队，人家恨死你了，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你还是快些走吧!”

　　“好，我就走。”叶剑英回答着，两腿一夹，战马如飞一样向着党中央的方向直奔而去，不一会，就赶上了红三军团。这时，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见到叶剑英、杨尚昆后，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可真替你们担心。”

　　第二天，叶剑英率领军委纵队到达俄界，再次见到了博古和彭德怀，他们俩一见到叶剑英就说：“老叶，好险啊!昨天你刚走，就有4个人拿着驳壳枪到处找你，说要将你就地处决。”

　　事后，’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周恩来也在一次会上说道：“剑英同志先得到张国焘的命令，一得到，马上报告毛主席，因而脱险。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都听到过。主席称赞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人在宋太宗面前说吕端这个人糊涂，宋太宗就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后来吕端为他这个皇帝立了功的。”“那是一个惊险场面，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到了天亮，徐向前和陈昌浩才得知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的消息，十分震惊。不一会，陈昌浩发现叶剑英和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陈昌浩意识到，昨天叶剑英看到了张国焘的电报。他十分恼火，怪叶剑英走漏了风声，当即派人前去追赶叶剑英，结果追上了殿后的红三军团。看到红三军团对他们十分警戒，便打电话请示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徐向前在中央红军突然离去后，受到很大刺激，他心中毫无准备，他想起了昨天晚上毛泽东曾来到他的住处，问道， “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毛泽东实际上是想了解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对张国焘的阴谋丝毫不知，他只是从维护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团结的角度，对毛泽东进行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徐向前既不想与红一方面军分开，也不想他亲手组建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分成两支。

　　毛泽东见徐向前无意与陈昌浩分手，也就没有告诉他中央红军要立即北上的决定。现在中央红军突然北上，没有一点精神准备的徐向前脑袋里一片空白。当前方指挥员打电话向他请示是否向红…‘方面军开火时，徐向前更是十分惊讶，他对红军队伍竟然分裂到这种程度感到愤怒，大叫一声：“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在这关键时刻，徐向前一句话扭转了历史，维护了红军的团结，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

　　若干年后，著名党史学家胡华先生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徐和叶为制止一场冲突立了功，他们两人都有功劳。”

　　不过，张国焘对叶剑英、杨尚昆的行动却是大大的不满。在得知是这两人坏了他的“大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