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缘何几度与陈毅谈古论今 

　　毛泽东一生与将帅多次谈文论史，与从井冈山时期就在一起的陈毅说史更多。回头细数，毛泽东与陈毅谈古论今的时机，多为陈毅一生的重要时刻，而陈毅往往在此时受益更深。 
　　 
　　到延安后，毛泽东让陈毅读读《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的错误引以为戒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后，刘少奇返回延安前，按中央指示让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中央军 委华中军分会书记由陈毅代理，饶漱石觉得这是排挤陈毅的好机会。饶漱石知道陈毅在1929年主持红四军七大时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的历史，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一些干部谈过这件事。这件事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毛主席”，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是由来已久。一些负责干部听了饶漱石散布的流言，加之此前华中局书记都是由陈毅代理的，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备，使陈毅孤立起来。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 

　　1943年10月16日下午，饶漱石煽动策划了一场对陈毅的斗争会。接着，饶漱石写了一份长达１500字的电报给毛泽东、刘少奇。这份电报首先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憋不住话，向中央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他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回复：“陈毅同志，并告饶：（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1944年3月7日，陈毅到达延安。他见到毛泽东后，除系统汇报华中抗战的形势外，还有满腹委屈。但毛泽东却迎头给他浇了冷水，对他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虽然如此，陈毅仍然很沉闷。毛泽东从井冈山谈起，谈到了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谈话中也不时引用一些古书上的话，比如《论语》中的一段话“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毛泽东又告诉陈毅，今年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３００周年，最近郭沫若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写了李自成进京后因为若干首领的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以致第二年陷于失败。他希望陈毅好好读读这篇文章，对于党内包括新四军中发生的若干问题，多从自身找找原因，对李自成的错误引以为戒。陈毅是个开通的人，很快静下心来，一边读书，一边开始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 委写一份《华中工作总结报告》。在写作中，他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 

　　3月15日，毛泽东对陈毅说：“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这样好，我照办。” 

　　于是，陈毅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军分会各同志发了份电报。陈毅在叙述了到延安后毛泽东等对他的巨大教育帮助后，说：“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结尾，他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阅后，也起草了一份电稿，于3月15日一同发往华中。 

　　毛泽东的电报写得十分巧妙，他既肯定了陈毅的功劳，又将这种看法让饶漱石向新四军的同志解释，等于在做通陈毅的工作后又督促饶漱石转变态度。电报说：“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会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饶漱石接到电报后十分不满，3月16日上午即以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回电，电文明白地说：“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饶漱石还告诉毛泽东，他另外给陈毅复电了。但其态度可想而知。 

　　陈毅正患感冒，看到饶漱石回复的电文，顿时怒火中烧，提起笔来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派人马上送去。 

　　毛泽东看过陈毅的信后，决定给他降降温，让他通通气。4月9日，回信一封，给予开导：“……来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4月10日，毛泽东又找陈毅去面谈。陈毅如实地汇报了这两天的病情和心绪，毛泽东劝他说：你现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表示：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毛泽东愉快地笑了，问陈毅对于《学习和时局》那篇文章有什么意见。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专门讲到最近重印《甲申三百年祭》的事，又专门引用了孟子所说“心之官则思”，希望背上有包袱的同志多动脑筋，轻装上阵。 

　　毛泽东希望这些话能影响陈毅。陈毅表示愿意考虑。他知道这段时间毛泽东正忙于改定《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便告辞退出。毛泽东的劝导，使他又有茅塞顿开之感。他结合阅读毛泽东送来的向他征求意见的《学习和时局》，经过一昼夜的思考，又给毛泽东写了信，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 

　　12月，陈毅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写道：“……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愤懑。……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这似乎是陈毅经过“整风运动”之后的一纸自我鉴定。他派人送给毛泽东之后，毛立即阅看，看完便回信，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陈毅同志：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渐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高饶事件”后，毛泽东同陈毅谈起《聊斋志异》的妙处，结论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1953年12月，十多年来一直在明里暗里“整”陈毅、破坏他和上上下下关系的饶漱石被揭露出来。中央通知陈毅来京议事。 

　　陈毅到达北京的第四天，就被毛泽东叫到西郊玉泉山新建的别墅去谈话。 

　　多年来，陈毅为改正自己的“毛病”，比较注意少说话，以免言多有失。毛泽东在询问了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谈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后，忽然向陈毅问起他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饶漱石长期与陈毅对立，他的问题陈毅最清楚，但此时饶漱石已调到中央任组织部长很久了，陈毅对他在中央及他与中央主要负责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已经无从知晓。所以，毛泽东问起饶漱石的情况，陈毅不但没说饶的问题，反而按过去多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饶几句好话。毛泽东眉头一皱，表情暗淡。陈毅告辞出来，也觉出异样，便问一位中央机关的负责人。那位负责人说：“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深为自己的顾虑懊恼，当即返回毛泽东房里，检讨了自己的顾虑，把自己所接触所怀疑的饶漱石的言行和盘托出。 

　　毛泽东把已经掌握的有关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找陈毅去谈话。这次专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谈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各大区都由大军区司令员担任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两次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陈毅担任，陈毅觉得自己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了，推辞说让饶漱石当。毛泽东让华东局讨论，饶漱石得知此事后对陈毅说，你不担任我担任。根本没在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以华东局名义报中央以他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到北京后，毛泽东问起此事，饶漱石撒谎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这样一来，饶既是华东局书记，又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就显得比其他的大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高了一头。 

　　毛泽东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毛泽东还说：“就这件事而言，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幕，刘少奇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向全会作了政治报告。陈毅也经过认真准备作了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和巩固与提高党中央的威信而斗争》的发言。他谈了对围绕“高饶事件”展开的这场党内斗争的认识，提出不仅仅处分几个人，而要达到弄清思想的目的。同时，也坦诚地作了自我解剖。刘少奇亲自到陈毅住处，向陈毅道歉：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委屈了。这使陈毅十分感动和振奋。 

　　3月14日，毛泽东将路过太湖之滨的无锡。当时，陈毅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的会议，闻讯即赶赴无锡迎候。当日，把毛泽东迎至太湖疗养院。次日，毛泽东邀陈毅去谈话。此次谈话，气氛格外融洽。他们聊到阶级斗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假象与本质等等。毛泽东有一句话特别触动陈毅，就是他所说的“伸手岂止高饶”。毛泽东说，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 

　　毛泽东往往对他将要任用的人作细致观察。他不但看了陈毅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而且认真阅读了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在6月8日夜颐年堂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众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说到陈毅的发言和报告，大加赞许。他说，华东局扩大会陈毅的发言，已能概括，有点理论了，只是其中有一点尚须与他谈一谈。又说四中全会上陈毅的发言他也看了，认为很好。 

　　6月22日，毛泽东邀请陈毅到玉泉山别墅共进晚餐，谈论工作。毛泽东谈到了山东、福建问题，反党阴谋案件问题，并同意陈毅在山东检查工作的方针。这一次谈话气氛亲切，话题广泛，《聊斋志异》中《席方平》、《公孙九娘》的精妙之处也谈到了。 

　　《公孙九娘》说的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女子遭受冤狱的故事，而《席方平》说的则是一个性格刚强的男子不屈不挠告状的故事。毛泽东认为，《席方平》这一篇就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来读。小说虽描写幽冥，其实正是封建社会现实生活的投影。作者笔下的席方平这个人物形象鲜明，对现实社会的黑暗揭露得淋漓尽致。对于这篇小说，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这天还特意讲给陈毅听。毛泽东对席方平受锯刑时忍而不号特别赞赏。他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毛泽东讲《公孙九娘》、《席方平》的故事，意思是要陈毅懂得，老实的人、按科学办事的人，虽然要历经磨难，冤案终能昭雪。他说，干部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职、劳改、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 

　　陈毅就要回华东了。行前，毛泽东说了两句具有总结意义的谚语：“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高饶事件”被彻底查清后向陈毅说这两句话，含义是深远的。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讲三国中的小字辈，希望陈毅这个新外长能“破除迷信” 

　　1958年正式接任外交部长的陈毅，也继承了周恩来的传统，驻外大使回国述职时，他总要设法让毛泽东接见他们一次。 

　　6月7日下午3时，陈毅带领几个回国的大使一同来到中南海游泳池。 

　　毛泽东向大使们询问情况，对几个新面孔格外注意。当他的目光转向黄镇时，说：“他，我熟悉。”毛泽东又向陈毅说道：“对一个同志要熟悉，总要问一问他的历史，什么地方的人，至少要交谈两个小时才能记得。” 

　　“外部一定会有很多迷信的。我这个人就有很多迷信，过去不吃狗肉，父母都反对吃。吃狗肉在我们乡下名声很不好。所以我过去也反对吃狗肉。可是你从没吃过，为什么说不好吃？还不是迷信？后来开始吃了，吃了多次，很好吃。” 

　　“在武汉游水时，许多同志不同意我游过长江，说如何危险。我说我对水有过研究，除急流、温度零下、浅水外都可游，这是大前提，于是就可得出结论说长江这一段也是水，所以可以游。还不是游过去了？有什么可怕的！” 

　　毛泽东说外交上也要破除迷信：“人太稳了不好，野一点好。子路是个野人，孔夫子离不开他。因为他有‘打手’作用，孔子自从得了子路，就比较平静了些，当然不是压服的办法。王明好像中国的土壤不适合他这个细菌的发展。他说：一、延安整风有８０％的人被迫检讨；二、搞个人崇拜；三、反对共产国际。第一点是基本上对的，实际是１０％的人被迫检讨，有什么不好？第三国际是两头好中间坏，国际不倒，中国革命不能成功。我们反对的是教条主义，不是共产国际。搬外国的东西、搬教条就搬坏了。” 

　　毛泽东兴致很高，继续说：“三国时，关、张开始因孔明年轻不服气，刘劝说也不行，没封他官，因封大封小都不好，后派孔明到东吴办了一件大事，回来后才封为军师。东吴程普是老将，但叫周瑜挂帅，打了赤壁之战的大胜利。梅兰芳当剧协主席，不是以青衣身份来当的，他只会唱青衣，但不会唱别的角色，当协会主席，就可以照顾全局。” 

　　“自古以来多是年轻的代替老的。”毛泽东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又把目光转向耿飚、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说道，“话扯远了，现在拐回来。告诉苏联同志，王明还是暂时不回国好，麻烦他们了。王明是一个流氓，一开会要他检讨，他就害病。他写信来说解除他的中委职务，现在不解除。” 

　　陈毅、乔冠华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又听毛泽东说道：“我两次去莫斯科，头一次去，就不是以平等待遇我，那是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还搞个换文，不许在中国两个地方有第三国人住。两块殖民地，一是东北，一是新疆，两地除中苏两国人不许其他外国人居住，我们东北还有二百多万朝鲜人怎能赶走？还在我们国内搞情报工作，我也向斯大林提过。过去有人就在我外交部找一个女同志给他做情报工作，这位女同志很快就报告了总理。贝利亚也曾派一个人在东北搞情报工作，那是高岗答应的，瞒着中央，以后我知道了，就向尤金提出让他查问此事。新疆也有这种情况。我在一次会上有意提出，有人里通外国，就是指的这个问题。实际苏联情报工作并不灵，为什么‘波匈事件’事前不知道？对南斯拉夫问题也是如此。” 

　　在这次长谈中，毛泽东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重大问题，如大炼钢铁、中苏关系，等等。他时常“白话”历史，用幽默无羁的语言讲当前的形势。 

　　虽然毛泽东的动作看上去比以前迟缓，但他的情绪感染着到会的每一个人。 

　　在这之前，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务虚会议。毛泽东不太满意。6月16日上午9时，又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几个副总理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开门见山：“你们这次务虚会议没有分析国际形势是个缺点。陈毅同志讲话时对国际形势还有分析，他讲得生动活泼，你们是否赞成？”毛泽东环视一周，接着讲：“政策是根据敌我的形势而来的。你们务虚务了十几天，连形势都不务一下，应再搞一两天，专门谈国际形势。可辩论，可交锋，不要怕讲错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你一个人讲错了，对别人有很大启发。生怕讲错了穿小鞋。不要紧，穿小鞋是最轻微的。怕什么？怕穿小鞋，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撤职，怕坐班房，志向都不大。要有穿小鞋的勇敢，不要怕受卡，帝国主义都不怕，穿小鞋就怕？要开始想想国际形势。过去我们打蒋介石，没信心怎办？现在我们提出要超过美国，要建成第一个强国，对形势不分析，天天怕人家……” 

　　“问题是两个阵营，是我怕你呢，还是你怕我呢？还是双方都怕？我们六亿人的心理状态怎样？是否有点子恐怖？是否也有点怕？我是有点怕的，也许你们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不怕……” 

　　毛泽东笑了一下，又抿住嘴，打量着每一个人。陈毅知道，毛泽东阐明的这一切，都将在外交中体现。而分寸感却是一门很高的学问。作为外交部长，他必将在“决裂”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恰如其分地表明中方的立场。这一段时间的长谈，使陈毅后来对赫鲁晓夫的交往有了主心骨，那就是一个“敢”字。他在外交战线上所表现的无所畏惧深得毛泽东的赞赏。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史记》的若干文章后，陈毅又敢讲话了 

　　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左”的思潮在中国大地不断蔓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还搞起了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陈毅的头脑也一度发热膨胀，跟着说了一些冒进的话。但当外交部院子里也筑起了小高炉冒烟的时候，他的头脑很快清醒起来。外交部不办外交，都去炼废铁；谁也不讲科学了，科学家被耻笑为不如泥腿子……陈毅实在看不下去了。 

　　1961年3月22日，在由陈毅建议召开的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他语出惊人：“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李清照当然有她的局限性，她不可能超过那个时代去解决问题。……有篇文章讲陶渊明，为什么当时不去和九江、鄱阳湖的起义军结合，却坐在那里喝酒，因此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不仅历史上的人物都有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都有缺点。毛主席从来没讲过他没有缺点。” 

　　陈毅仍然心直口快地表述着：“我们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 

　　许多听讲的人不禁为陈毅捏了一把汗。 

　　好在毛泽东也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某些问题，他在1962年1月至2月间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引用了《史记》中的故事。他说：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泽东所引用的这两则史料，虽然不是针对陈毅一人而言，但确是针对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就是党内缺乏民主，不敢讲真话。毛泽东所引的两则史料给陈毅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2年3月2日，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小组会上，科学家、剧作家倾诉了几年来遭受“左”倾思潮迫害的痛苦；被“拔白旗”点名批判，乃至开除党籍遣送劳改的人数，竟占了与会代表的大部分！ 

　　陈毅听了又惊又怒，他在会上大声疾呼：“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陈毅讲话还更深一层触及了矛盾的实质，那就是某些党政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陈毅认识到问题很严重，很危险。他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啊！” 

　　关于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问题，陈毅在这次讲话中说到了“无为而治”。这四个字后来在“文革”中成了陈毅的一大罪状。其实，他在讲话中道出了他很早就受到毛泽东启迪的心声：“在井冈山的时候，一个战斗的布置，我们大家参加，军事指挥员：军长、师长、团长，有时营长、连长都参加，我们（党代表）也参加。战斗一发生，毛主席就说：‘我们走，你跟我来。让他们（军事指挥员）去指挥。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同意，不征求你同意，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来商量去，丧失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断，马上就进攻，或者是撤退，或者迂回，或者把预备力使用上去。避免多头指挥。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指挥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来就行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唉，我很长知识啊！因为我这个人，恰恰就是什么都要干涉，也是仿佛有那么个精神：把革命的一切都要包办完的。很多指挥员最恼火我，经毛主席这么一搞，把我这脑筋就搞得通了一点，以后我就好办了。所以有很多事情，看来是可以无为而治的。” 

　　陈毅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在讲改善党对科学文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在当时那种“左”的思潮占上风的年代，能听到这样的讲话，知识分子无不欢欣鼓舞。据当年的记录稿注明，在陈毅这篇三万余字的讲话中，会场里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 

　　但是，也有人对陈毅的讲话不满意。有人说，要不是看见文件上写明陈毅，还以为是“右派分子”的讲话呢！但陈毅心中有数，他坦白地对人说：“我参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扩大会，听了毛主席讲的那些历史典故很受启发，我才敢讲。” 

     毛泽东缘何几度与陈毅谈古论今 

　　毛泽东一生与将帅多次谈文论史，与从井冈山时期就在一起的陈毅说史更多。回头细数，毛泽东与陈毅谈古论今的时机，多为陈毅一生的重要时刻，而陈毅往往在此时受益更深。 
　　 
　　到延安后，毛泽东让陈毅读读《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的错误引以为戒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后，刘少奇返回延安前，按中央指示让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中央军 委华中军分会书记由陈毅代理，饶漱石觉得这是排挤陈毅的好机会。饶漱石知道陈毅在1929年主持红四军七大时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的历史，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一些干部谈过这件事。这件事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毛主席”，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是由来已久。一些负责干部听了饶漱石散布的流言，加之此前华中局书记都是由陈毅代理的，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备，使陈毅孤立起来。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 

　　1943年10月16日下午，饶漱石煽动策划了一场对陈毅的斗争会。接着，饶漱石写了一份长达１500字的电报给毛泽东、刘少奇。这份电报首先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憋不住话，向中央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他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回复：“陈毅同志，并告饶：（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1944年3月7日，陈毅到达延安。他见到毛泽东后，除系统汇报华中抗战的形势外，还有满腹委屈。但毛泽东却迎头给他浇了冷水，对他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虽然如此，陈毅仍然很沉闷。毛泽东从井冈山谈起，谈到了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谈话中也不时引用一些古书上的话，比如《论语》中的一段话“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毛泽东又告诉陈毅，今年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３００周年，最近郭沫若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写了李自成进京后因为若干首领的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以致第二年陷于失败。他希望陈毅好好读读这篇文章，对于党内包括新四军中发生的若干问题，多从自身找找原因，对李自成的错误引以为戒。陈毅是个开通的人，很快静下心来，一边读书，一边开始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 委写一份《华中工作总结报告》。在写作中，他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 

　　3月15日，毛泽东对陈毅说：“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这样好，我照办。” 

　　于是，陈毅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军分会各同志发了份电报。陈毅在叙述了到延安后毛泽东等对他的巨大教育帮助后，说：“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结尾，他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阅后，也起草了一份电稿，于3月15日一同发往华中。 

　　毛泽东的电报写得十分巧妙，他既肯定了陈毅的功劳，又将这种看法让饶漱石向新四军的同志解释，等于在做通陈毅的工作后又督促饶漱石转变态度。电报说：“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会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饶漱石接到电报后十分不满，3月16日上午即以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回电，电文明白地说：“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饶漱石还告诉毛泽东，他另外给陈毅复电了。但其态度可想而知。 

　　陈毅正患感冒，看到饶漱石回复的电文，顿时怒火中烧，提起笔来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派人马上送去。 

　　毛泽东看过陈毅的信后，决定给他降降温，让他通通气。4月9日，回信一封，给予开导：“……来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4月10日，毛泽东又找陈毅去面谈。陈毅如实地汇报了这两天的病情和心绪，毛泽东劝他说：你现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表示：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毛泽东愉快地笑了，问陈毅对于《学习和时局》那篇文章有什么意见。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专门讲到最近重印《甲申三百年祭》的事，又专门引用了孟子所说“心之官则思”，希望背上有包袱的同志多动脑筋，轻装上阵。 

　　毛泽东希望这些话能影响陈毅。陈毅表示愿意考虑。他知道这段时间毛泽东正忙于改定《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便告辞退出。毛泽东的劝导，使他又有茅塞顿开之感。他结合阅读毛泽东送来的向他征求意见的《学习和时局》，经过一昼夜的思考，又给毛泽东写了信，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 

　　12月，陈毅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写道：“……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愤懑。……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这似乎是陈毅经过“整风运动”之后的一纸自我鉴定。他派人送给毛泽东之后，毛立即阅看，看完便回信，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陈毅同志：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渐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高饶事件”后，毛泽东同陈毅谈起《聊斋志异》的妙处，结论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1953年12月，十多年来一直在明里暗里“整”陈毅、破坏他和上上下下关系的饶漱石被揭露出来。中央通知陈毅来京议事。 

　　陈毅到达北京的第四天，就被毛泽东叫到西郊玉泉山新建的别墅去谈话。 

　　多年来，陈毅为改正自己的“毛病”，比较注意少说话，以免言多有失。毛泽东在询问了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谈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后，忽然向陈毅问起他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饶漱石长期与陈毅对立，他的问题陈毅最清楚，但此时饶漱石已调到中央任组织部长很久了，陈毅对他在中央及他与中央主要负责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已经无从知晓。所以，毛泽东问起饶漱石的情况，陈毅不但没说饶的问题，反而按过去多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饶几句好话。毛泽东眉头一皱，表情暗淡。陈毅告辞出来，也觉出异样，便问一位中央机关的负责人。那位负责人说：“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深为自己的顾虑懊恼，当即返回毛泽东房里，检讨了自己的顾虑，把自己所接触所怀疑的饶漱石的言行和盘托出。 

　　毛泽东把已经掌握的有关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找陈毅去谈话。这次专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谈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各大区都由大军区司令员担任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两次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陈毅担任，陈毅觉得自己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了，推辞说让饶漱石当。毛泽东让华东局讨论，饶漱石得知此事后对陈毅说，你不担任我担任。根本没在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以华东局名义报中央以他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到北京后，毛泽东问起此事，饶漱石撒谎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这样一来，饶既是华东局书记，又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就显得比其他的大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高了一头。 

　　毛泽东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毛泽东还说：“就这件事而言，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幕，刘少奇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向全会作了政治报告。陈毅也经过认真准备作了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和巩固与提高党中央的威信而斗争》的发言。他谈了对围绕“高饶事件”展开的这场党内斗争的认识，提出不仅仅处分几个人，而要达到弄清思想的目的。同时，也坦诚地作了自我解剖。刘少奇亲自到陈毅住处，向陈毅道歉：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委屈了。这使陈毅十分感动和振奋。 

　　3月14日，毛泽东将路过太湖之滨的无锡。当时，陈毅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的会议，闻讯即赶赴无锡迎候。当日，把毛泽东迎至太湖疗养院。次日，毛泽东邀陈毅去谈话。此次谈话，气氛格外融洽。他们聊到阶级斗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假象与本质等等。毛泽东有一句话特别触动陈毅，就是他所说的“伸手岂止高饶”。毛泽东说，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 

　　毛泽东往往对他将要任用的人作细致观察。他不但看了陈毅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而且认真阅读了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在6月8日夜颐年堂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众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说到陈毅的发言和报告，大加赞许。他说，华东局扩大会陈毅的发言，已能概括，有点理论了，只是其中有一点尚须与他谈一谈。又说四中全会上陈毅的发言他也看了，认为很好。 

　　6月22日，毛泽东邀请陈毅到玉泉山别墅共进晚餐，谈论工作。毛泽东谈到了山东、福建问题，反党阴谋案件问题，并同意陈毅在山东检查工作的方针。这一次谈话气氛亲切，话题广泛，《聊斋志异》中《席方平》、《公孙九娘》的精妙之处也谈到了。 

　　《公孙九娘》说的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女子遭受冤狱的故事，而《席方平》说的则是一个性格刚强的男子不屈不挠告状的故事。毛泽东认为，《席方平》这一篇就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来读。小说虽描写幽冥，其实正是封建社会现实生活的投影。作者笔下的席方平这个人物形象鲜明，对现实社会的黑暗揭露得淋漓尽致。对于这篇小说，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这天还特意讲给陈毅听。毛泽东对席方平受锯刑时忍而不号特别赞赏。他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毛泽东讲《公孙九娘》、《席方平》的故事，意思是要陈毅懂得，老实的人、按科学办事的人，虽然要历经磨难，冤案终能昭雪。他说，干部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职、劳改、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 

　　陈毅就要回华东了。行前，毛泽东说了两句具有总结意义的谚语：“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高饶事件”被彻底查清后向陈毅说这两句话，含义是深远的。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讲三国中的小字辈，希望陈毅这个新外长能“破除迷信” 

　　1958年正式接任外交部长的陈毅，也继承了周恩来的传统，驻外大使回国述职时，他总要设法让毛泽东接见他们一次。 

　　6月7日下午3时，陈毅带领几个回国的大使一同来到中南海游泳池。 

　　毛泽东向大使们询问情况，对几个新面孔格外注意。当他的目光转向黄镇时，说：“他，我熟悉。”毛泽东又向陈毅说道：“对一个同志要熟悉，总要问一问他的历史，什么地方的人，至少要交谈两个小时才能记得。” 

　　“外部一定会有很多迷信的。我这个人就有很多迷信，过去不吃狗肉，父母都反对吃。吃狗肉在我们乡下名声很不好。所以我过去也反对吃狗肉。可是你从没吃过，为什么说不好吃？还不是迷信？后来开始吃了，吃了多次，很好吃。” 

　　“在武汉游水时，许多同志不同意我游过长江，说如何危险。我说我对水有过研究，除急流、温度零下、浅水外都可游，这是大前提，于是就可得出结论说长江这一段也是水，所以可以游。还不是游过去了？有什么可怕的！” 

　　毛泽东说外交上也要破除迷信：“人太稳了不好，野一点好。子路是个野人，孔夫子离不开他。因为他有‘打手’作用，孔子自从得了子路，就比较平静了些，当然不是压服的办法。王明好像中国的土壤不适合他这个细菌的发展。他说：一、延安整风有８０％的人被迫检讨；二、搞个人崇拜；三、反对共产国际。第一点是基本上对的，实际是１０％的人被迫检讨，有什么不好？第三国际是两头好中间坏，国际不倒，中国革命不能成功。我们反对的是教条主义，不是共产国际。搬外国的东西、搬教条就搬坏了。” 

　　毛泽东兴致很高，继续说：“三国时，关、张开始因孔明年轻不服气，刘劝说也不行，没封他官，因封大封小都不好，后派孔明到东吴办了一件大事，回来后才封为军师。东吴程普是老将，但叫周瑜挂帅，打了赤壁之战的大胜利。梅兰芳当剧协主席，不是以青衣身份来当的，他只会唱青衣，但不会唱别的角色，当协会主席，就可以照顾全局。” 

　　“自古以来多是年轻的代替老的。”毛泽东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又把目光转向耿飚、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说道，“话扯远了，现在拐回来。告诉苏联同志，王明还是暂时不回国好，麻烦他们了。王明是一个流氓，一开会要他检讨，他就害病。他写信来说解除他的中委职务，现在不解除。” 

　　陈毅、乔冠华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又听毛泽东说道：“我两次去莫斯科，头一次去，就不是以平等待遇我，那是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还搞个换文，不许在中国两个地方有第三国人住。两块殖民地，一是东北，一是新疆，两地除中苏两国人不许其他外国人居住，我们东北还有二百多万朝鲜人怎能赶走？还在我们国内搞情报工作，我也向斯大林提过。过去有人就在我外交部找一个女同志给他做情报工作，这位女同志很快就报告了总理。贝利亚也曾派一个人在东北搞情报工作，那是高岗答应的，瞒着中央，以后我知道了，就向尤金提出让他查问此事。新疆也有这种情况。我在一次会上有意提出，有人里通外国，就是指的这个问题。实际苏联情报工作并不灵，为什么‘波匈事件’事前不知道？对南斯拉夫问题也是如此。” 

　　在这次长谈中，毛泽东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重大问题，如大炼钢铁、中苏关系，等等。他时常“白话”历史，用幽默无羁的语言讲当前的形势。 

　　虽然毛泽东的动作看上去比以前迟缓，但他的情绪感染着到会的每一个人。 

　　在这之前，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务虚会议。毛泽东不太满意。6月16日上午9时，又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几个副总理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开门见山：“你们这次务虚会议没有分析国际形势是个缺点。陈毅同志讲话时对国际形势还有分析，他讲得生动活泼，你们是否赞成？”毛泽东环视一周，接着讲：“政策是根据敌我的形势而来的。你们务虚务了十几天，连形势都不务一下，应再搞一两天，专门谈国际形势。可辩论，可交锋，不要怕讲错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你一个人讲错了，对别人有很大启发。生怕讲错了穿小鞋。不要紧，穿小鞋是最轻微的。怕什么？怕穿小鞋，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撤职，怕坐班房，志向都不大。要有穿小鞋的勇敢，不要怕受卡，帝国主义都不怕，穿小鞋就怕？要开始想想国际形势。过去我们打蒋介石，没信心怎办？现在我们提出要超过美国，要建成第一个强国，对形势不分析，天天怕人家……” 

　　“问题是两个阵营，是我怕你呢，还是你怕我呢？还是双方都怕？我们六亿人的心理状态怎样？是否有点子恐怖？是否也有点怕？我是有点怕的，也许你们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不怕……” 

　　毛泽东笑了一下，又抿住嘴，打量着每一个人。陈毅知道，毛泽东阐明的这一切，都将在外交中体现。而分寸感却是一门很高的学问。作为外交部长，他必将在“决裂”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恰如其分地表明中方的立场。这一段时间的长谈，使陈毅后来对赫鲁晓夫的交往有了主心骨，那就是一个“敢”字。他在外交战线上所表现的无所畏惧深得毛泽东的赞赏。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史记》的若干文章后，陈毅又敢讲话了 

　　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左”的思潮在中国大地不断蔓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还搞起了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陈毅的头脑也一度发热膨胀，跟着说了一些冒进的话。但当外交部院子里也筑起了小高炉冒烟的时候，他的头脑很快清醒起来。外交部不办外交，都去炼废铁；谁也不讲科学了，科学家被耻笑为不如泥腿子……陈毅实在看不下去了。 

　　1961年3月22日，在由陈毅建议召开的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他语出惊人：“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李清照当然有她的局限性，她不可能超过那个时代去解决问题。……有篇文章讲陶渊明，为什么当时不去和九江、鄱阳湖的起义军结合，却坐在那里喝酒，因此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不仅历史上的人物都有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都有缺点。毛主席从来没讲过他没有缺点。” 

　　陈毅仍然心直口快地表述着：“我们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 

　　许多听讲的人不禁为陈毅捏了一把汗。 

　　好在毛泽东也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某些问题，他在1962年1月至2月间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引用了《史记》中的故事。他说：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泽东所引用的这两则史料，虽然不是针对陈毅一人而言，但确是针对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就是党内缺乏民主，不敢讲真话。毛泽东所引的两则史料给陈毅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2年3月2日，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小组会上，科学家、剧作家倾诉了几年来遭受“左”倾思潮迫害的痛苦；被“拔白旗”点名批判，乃至开除党籍遣送劳改的人数，竟占了与会代表的大部分！ 

　　陈毅听了又惊又怒，他在会上大声疾呼：“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陈毅讲话还更深一层触及了矛盾的实质，那就是某些党政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陈毅认识到问题很严重，很危险。他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啊！” 

　　关于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问题，陈毅在这次讲话中说到了“无为而治”。这四个字后来在“文革”中成了陈毅的一大罪状。其实，他在讲话中道出了他很早就受到毛泽东启迪的心声：“在井冈山的时候，一个战斗的布置，我们大家参加，军事指挥员：军长、师长、团长，有时营长、连长都参加，我们（党代表）也参加。战斗一发生，毛主席就说：‘我们走，你跟我来。让他们（军事指挥员）去指挥。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同意，不征求你同意，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来商量去，丧失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断，马上就进攻，或者是撤退，或者迂回，或者把预备力使用上去。避免多头指挥。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指挥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来就行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唉，我很长知识啊！因为我这个人，恰恰就是什么都要干涉，也是仿佛有那么个精神：把革命的一切都要包办完的。很多指挥员最恼火我，经毛主席这么一搞，把我这脑筋就搞得通了一点，以后我就好办了。所以有很多事情，看来是可以无为而治的。” 

　　陈毅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在讲改善党对科学文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在当时那种“左”的思潮占上风的年代，能听到这样的讲话，知识分子无不欢欣鼓舞。据当年的记录稿注明，在陈毅这篇三万余字的讲话中，会场里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 

　　但是，也有人对陈毅的讲话不满意。有人说，要不是看见文件上写明陈毅，还以为是“右派分子”的讲话呢！但陈毅心中有数，他坦白地对人说：“我参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扩大会，听了毛主席讲的那些历史典故很受启发，我才敢讲。” 

     毛泽东缘何几度与陈毅谈古论今 

　　毛泽东一生与将帅多次谈文论史，与从井冈山时期就在一起的陈毅说史更多。回头细数，毛泽东与陈毅谈古论今的时机，多为陈毅一生的重要时刻，而陈毅往往在此时受益更深。 
　　 
　　到延安后，毛泽东让陈毅读读《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的错误引以为戒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后，刘少奇返回延安前，按中央指示让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中央军 委华中军分会书记由陈毅代理，饶漱石觉得这是排挤陈毅的好机会。饶漱石知道陈毅在1929年主持红四军七大时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的历史，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一些干部谈过这件事。这件事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毛主席”，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是由来已久。一些负责干部听了饶漱石散布的流言，加之此前华中局书记都是由陈毅代理的，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备，使陈毅孤立起来。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 

　　1943年10月16日下午，饶漱石煽动策划了一场对陈毅的斗争会。接着，饶漱石写了一份长达１500字的电报给毛泽东、刘少奇。这份电报首先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憋不住话，向中央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他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回复：“陈毅同志，并告饶：（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1944年3月7日，陈毅到达延安。他见到毛泽东后，除系统汇报华中抗战的形势外，还有满腹委屈。但毛泽东却迎头给他浇了冷水，对他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虽然如此，陈毅仍然很沉闷。毛泽东从井冈山谈起，谈到了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谈话中也不时引用一些古书上的话，比如《论语》中的一段话“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毛泽东又告诉陈毅，今年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３００周年，最近郭沫若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写了李自成进京后因为若干首领的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以致第二年陷于失败。他希望陈毅好好读读这篇文章，对于党内包括新四军中发生的若干问题，多从自身找找原因，对李自成的错误引以为戒。陈毅是个开通的人，很快静下心来，一边读书，一边开始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 委写一份《华中工作总结报告》。在写作中，他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 

　　3月15日，毛泽东对陈毅说：“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这样好，我照办。” 

　　于是，陈毅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军分会各同志发了份电报。陈毅在叙述了到延安后毛泽东等对他的巨大教育帮助后，说：“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结尾，他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阅后，也起草了一份电稿，于3月15日一同发往华中。 

　　毛泽东的电报写得十分巧妙，他既肯定了陈毅的功劳，又将这种看法让饶漱石向新四军的同志解释，等于在做通陈毅的工作后又督促饶漱石转变态度。电报说：“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会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饶漱石接到电报后十分不满，3月16日上午即以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回电，电文明白地说：“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饶漱石还告诉毛泽东，他另外给陈毅复电了。但其态度可想而知。 

　　陈毅正患感冒，看到饶漱石回复的电文，顿时怒火中烧，提起笔来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派人马上送去。 

　　毛泽东看过陈毅的信后，决定给他降降温，让他通通气。4月9日，回信一封，给予开导：“……来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4月10日，毛泽东又找陈毅去面谈。陈毅如实地汇报了这两天的病情和心绪，毛泽东劝他说：你现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表示：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毛泽东愉快地笑了，问陈毅对于《学习和时局》那篇文章有什么意见。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专门讲到最近重印《甲申三百年祭》的事，又专门引用了孟子所说“心之官则思”，希望背上有包袱的同志多动脑筋，轻装上阵。 

　　毛泽东希望这些话能影响陈毅。陈毅表示愿意考虑。他知道这段时间毛泽东正忙于改定《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便告辞退出。毛泽东的劝导，使他又有茅塞顿开之感。他结合阅读毛泽东送来的向他征求意见的《学习和时局》，经过一昼夜的思考，又给毛泽东写了信，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 

　　12月，陈毅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写道：“……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愤懑。……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这似乎是陈毅经过“整风运动”之后的一纸自我鉴定。他派人送给毛泽东之后，毛立即阅看，看完便回信，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陈毅同志：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渐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高饶事件”后，毛泽东同陈毅谈起《聊斋志异》的妙处，结论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1953年12月，十多年来一直在明里暗里“整”陈毅、破坏他和上上下下关系的饶漱石被揭露出来。中央通知陈毅来京议事。 

　　陈毅到达北京的第四天，就被毛泽东叫到西郊玉泉山新建的别墅去谈话。 

　　多年来，陈毅为改正自己的“毛病”，比较注意少说话，以免言多有失。毛泽东在询问了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谈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后，忽然向陈毅问起他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饶漱石长期与陈毅对立，他的问题陈毅最清楚，但此时饶漱石已调到中央任组织部长很久了，陈毅对他在中央及他与中央主要负责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已经无从知晓。所以，毛泽东问起饶漱石的情况，陈毅不但没说饶的问题，反而按过去多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饶几句好话。毛泽东眉头一皱，表情暗淡。陈毅告辞出来，也觉出异样，便问一位中央机关的负责人。那位负责人说：“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深为自己的顾虑懊恼，当即返回毛泽东房里，检讨了自己的顾虑，把自己所接触所怀疑的饶漱石的言行和盘托出。 

　　毛泽东把已经掌握的有关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找陈毅去谈话。这次专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谈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各大区都由大军区司令员担任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两次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陈毅担任，陈毅觉得自己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了，推辞说让饶漱石当。毛泽东让华东局讨论，饶漱石得知此事后对陈毅说，你不担任我担任。根本没在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以华东局名义报中央以他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到北京后，毛泽东问起此事，饶漱石撒谎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这样一来，饶既是华东局书记，又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就显得比其他的大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高了一头。 

　　毛泽东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毛泽东还说：“就这件事而言，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幕，刘少奇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向全会作了政治报告。陈毅也经过认真准备作了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和巩固与提高党中央的威信而斗争》的发言。他谈了对围绕“高饶事件”展开的这场党内斗争的认识，提出不仅仅处分几个人，而要达到弄清思想的目的。同时，也坦诚地作了自我解剖。刘少奇亲自到陈毅住处，向陈毅道歉：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委屈了。这使陈毅十分感动和振奋。 

　　3月14日，毛泽东将路过太湖之滨的无锡。当时，陈毅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的会议，闻讯即赶赴无锡迎候。当日，把毛泽东迎至太湖疗养院。次日，毛泽东邀陈毅去谈话。此次谈话，气氛格外融洽。他们聊到阶级斗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假象与本质等等。毛泽东有一句话特别触动陈毅，就是他所说的“伸手岂止高饶”。毛泽东说，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 

　　毛泽东往往对他将要任用的人作细致观察。他不但看了陈毅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而且认真阅读了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在6月8日夜颐年堂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众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说到陈毅的发言和报告，大加赞许。他说，华东局扩大会陈毅的发言，已能概括，有点理论了，只是其中有一点尚须与他谈一谈。又说四中全会上陈毅的发言他也看了，认为很好。 

　　6月22日，毛泽东邀请陈毅到玉泉山别墅共进晚餐，谈论工作。毛泽东谈到了山东、福建问题，反党阴谋案件问题，并同意陈毅在山东检查工作的方针。这一次谈话气氛亲切，话题广泛，《聊斋志异》中《席方平》、《公孙九娘》的精妙之处也谈到了。 

　　《公孙九娘》说的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女子遭受冤狱的故事，而《席方平》说的则是一个性格刚强的男子不屈不挠告状的故事。毛泽东认为，《席方平》这一篇就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来读。小说虽描写幽冥，其实正是封建社会现实生活的投影。作者笔下的席方平这个人物形象鲜明，对现实社会的黑暗揭露得淋漓尽致。对于这篇小说，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这天还特意讲给陈毅听。毛泽东对席方平受锯刑时忍而不号特别赞赏。他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毛泽东讲《公孙九娘》、《席方平》的故事，意思是要陈毅懂得，老实的人、按科学办事的人，虽然要历经磨难，冤案终能昭雪。他说，干部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职、劳改、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 

　　陈毅就要回华东了。行前，毛泽东说了两句具有总结意义的谚语：“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高饶事件”被彻底查清后向陈毅说这两句话，含义是深远的。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讲三国中的小字辈，希望陈毅这个新外长能“破除迷信” 

　　1958年正式接任外交部长的陈毅，也继承了周恩来的传统，驻外大使回国述职时，他总要设法让毛泽东接见他们一次。 

　　6月7日下午3时，陈毅带领几个回国的大使一同来到中南海游泳池。 

　　毛泽东向大使们询问情况，对几个新面孔格外注意。当他的目光转向黄镇时，说：“他，我熟悉。”毛泽东又向陈毅说道：“对一个同志要熟悉，总要问一问他的历史，什么地方的人，至少要交谈两个小时才能记得。” 

　　“外部一定会有很多迷信的。我这个人就有很多迷信，过去不吃狗肉，父母都反对吃。吃狗肉在我们乡下名声很不好。所以我过去也反对吃狗肉。可是你从没吃过，为什么说不好吃？还不是迷信？后来开始吃了，吃了多次，很好吃。” 

　　“在武汉游水时，许多同志不同意我游过长江，说如何危险。我说我对水有过研究，除急流、温度零下、浅水外都可游，这是大前提，于是就可得出结论说长江这一段也是水，所以可以游。还不是游过去了？有什么可怕的！” 

　　毛泽东说外交上也要破除迷信：“人太稳了不好，野一点好。子路是个野人，孔夫子离不开他。因为他有‘打手’作用，孔子自从得了子路，就比较平静了些，当然不是压服的办法。王明好像中国的土壤不适合他这个细菌的发展。他说：一、延安整风有８０％的人被迫检讨；二、搞个人崇拜；三、反对共产国际。第一点是基本上对的，实际是１０％的人被迫检讨，有什么不好？第三国际是两头好中间坏，国际不倒，中国革命不能成功。我们反对的是教条主义，不是共产国际。搬外国的东西、搬教条就搬坏了。” 

　　毛泽东兴致很高，继续说：“三国时，关、张开始因孔明年轻不服气，刘劝说也不行，没封他官，因封大封小都不好，后派孔明到东吴办了一件大事，回来后才封为军师。东吴程普是老将，但叫周瑜挂帅，打了赤壁之战的大胜利。梅兰芳当剧协主席，不是以青衣身份来当的，他只会唱青衣，但不会唱别的角色，当协会主席，就可以照顾全局。” 

　　“自古以来多是年轻的代替老的。”毛泽东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又把目光转向耿飚、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说道，“话扯远了，现在拐回来。告诉苏联同志，王明还是暂时不回国好，麻烦他们了。王明是一个流氓，一开会要他检讨，他就害病。他写信来说解除他的中委职务，现在不解除。” 

　　陈毅、乔冠华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又听毛泽东说道：“我两次去莫斯科，头一次去，就不是以平等待遇我，那是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还搞个换文，不许在中国两个地方有第三国人住。两块殖民地，一是东北，一是新疆，两地除中苏两国人不许其他外国人居住，我们东北还有二百多万朝鲜人怎能赶走？还在我们国内搞情报工作，我也向斯大林提过。过去有人就在我外交部找一个女同志给他做情报工作，这位女同志很快就报告了总理。贝利亚也曾派一个人在东北搞情报工作，那是高岗答应的，瞒着中央，以后我知道了，就向尤金提出让他查问此事。新疆也有这种情况。我在一次会上有意提出，有人里通外国，就是指的这个问题。实际苏联情报工作并不灵，为什么‘波匈事件’事前不知道？对南斯拉夫问题也是如此。” 

　　在这次长谈中，毛泽东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重大问题，如大炼钢铁、中苏关系，等等。他时常“白话”历史，用幽默无羁的语言讲当前的形势。 

　　虽然毛泽东的动作看上去比以前迟缓，但他的情绪感染着到会的每一个人。 

　　在这之前，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务虚会议。毛泽东不太满意。6月16日上午9时，又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几个副总理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开门见山：“你们这次务虚会议没有分析国际形势是个缺点。陈毅同志讲话时对国际形势还有分析，他讲得生动活泼，你们是否赞成？”毛泽东环视一周，接着讲：“政策是根据敌我的形势而来的。你们务虚务了十几天，连形势都不务一下，应再搞一两天，专门谈国际形势。可辩论，可交锋，不要怕讲错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你一个人讲错了，对别人有很大启发。生怕讲错了穿小鞋。不要紧，穿小鞋是最轻微的。怕什么？怕穿小鞋，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撤职，怕坐班房，志向都不大。要有穿小鞋的勇敢，不要怕受卡，帝国主义都不怕，穿小鞋就怕？要开始想想国际形势。过去我们打蒋介石，没信心怎办？现在我们提出要超过美国，要建成第一个强国，对形势不分析，天天怕人家……” 

　　“问题是两个阵营，是我怕你呢，还是你怕我呢？还是双方都怕？我们六亿人的心理状态怎样？是否有点子恐怖？是否也有点怕？我是有点怕的，也许你们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不怕……” 

　　毛泽东笑了一下，又抿住嘴，打量着每一个人。陈毅知道，毛泽东阐明的这一切，都将在外交中体现。而分寸感却是一门很高的学问。作为外交部长，他必将在“决裂”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恰如其分地表明中方的立场。这一段时间的长谈，使陈毅后来对赫鲁晓夫的交往有了主心骨，那就是一个“敢”字。他在外交战线上所表现的无所畏惧深得毛泽东的赞赏。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史记》的若干文章后，陈毅又敢讲话了 

　　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左”的思潮在中国大地不断蔓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还搞起了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陈毅的头脑也一度发热膨胀，跟着说了一些冒进的话。但当外交部院子里也筑起了小高炉冒烟的时候，他的头脑很快清醒起来。外交部不办外交，都去炼废铁；谁也不讲科学了，科学家被耻笑为不如泥腿子……陈毅实在看不下去了。 

　　1961年3月22日，在由陈毅建议召开的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他语出惊人：“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李清照当然有她的局限性，她不可能超过那个时代去解决问题。……有篇文章讲陶渊明，为什么当时不去和九江、鄱阳湖的起义军结合，却坐在那里喝酒，因此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不仅历史上的人物都有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都有缺点。毛主席从来没讲过他没有缺点。” 

　　陈毅仍然心直口快地表述着：“我们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 

　　许多听讲的人不禁为陈毅捏了一把汗。 

　　好在毛泽东也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某些问题，他在1962年1月至2月间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引用了《史记》中的故事。他说：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泽东所引用的这两则史料，虽然不是针对陈毅一人而言，但确是针对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就是党内缺乏民主，不敢讲真话。毛泽东所引的两则史料给陈毅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2年3月2日，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小组会上，科学家、剧作家倾诉了几年来遭受“左”倾思潮迫害的痛苦；被“拔白旗”点名批判，乃至开除党籍遣送劳改的人数，竟占了与会代表的大部分！ 

　　陈毅听了又惊又怒，他在会上大声疾呼：“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陈毅讲话还更深一层触及了矛盾的实质，那就是某些党政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陈毅认识到问题很严重，很危险。他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啊！” 

　　关于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问题，陈毅在这次讲话中说到了“无为而治”。这四个字后来在“文革”中成了陈毅的一大罪状。其实，他在讲话中道出了他很早就受到毛泽东启迪的心声：“在井冈山的时候，一个战斗的布置，我们大家参加，军事指挥员：军长、师长、团长，有时营长、连长都参加，我们（党代表）也参加。战斗一发生，毛主席就说：‘我们走，你跟我来。让他们（军事指挥员）去指挥。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同意，不征求你同意，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来商量去，丧失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断，马上就进攻，或者是撤退，或者迂回，或者把预备力使用上去。避免多头指挥。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指挥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来就行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唉，我很长知识啊！因为我这个人，恰恰就是什么都要干涉，也是仿佛有那么个精神：把革命的一切都要包办完的。很多指挥员最恼火我，经毛主席这么一搞，把我这脑筋就搞得通了一点，以后我就好办了。所以有很多事情，看来是可以无为而治的。” 

　　陈毅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在讲改善党对科学文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在当时那种“左”的思潮占上风的年代，能听到这样的讲话，知识分子无不欢欣鼓舞。据当年的记录稿注明，在陈毅这篇三万余字的讲话中，会场里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 

　　但是，也有人对陈毅的讲话不满意。有人说，要不是看见文件上写明陈毅，还以为是“右派分子”的讲话呢！但陈毅心中有数，他坦白地对人说：“我参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扩大会，听了毛主席讲的那些历史典故很受启发，我才敢讲。”